史料回眸—(1)访问朝鲜的倭人

当时的朝鲜政府是如何看待倭人的呢？

1441年，庆尚道观察使提交的报告中记载，倭人沙伊文仇罗（左卫门九郎）提出申请“因为我父母原本都是朝鲜人，所以希望留在朝鲜国内做臣民”，得到世宗王的批准（《朝鲜世宗实录》23年6月己丑）。虽然这个“倭人”拥有左卫门九郎这种日本式名字，但他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估计当时来自对马岛。类似的事例还找到几例，我把他们称为“朝鲜系倭人”。

另一方面，1510年庆尚道观察使就一名叫而罗多罗（次郎太郎）的倭人报告说，他“不是日本的倭人，携带家眷住在荠浦（朝鲜半岛南岸的倭人居住地三浦之一），通晓朝鲜语，颇有智谋，变幻自在”（《朝鲜中宗实录》5年6月壬子）。定居于居住地的倭人不是“日本倭人”，作为这一命题的反向解释，可以引入“日本系倭人”这个类别。

进而，像而罗多罗那样，以居住在对马岛及其延长线三浦的倭人为对象，还可以列出第三个类别。总之，简单地把倭人等同与日本人，显然是不合理的。

1459年，世祖王列举“对马、壱岐、博多等三岛的倭人”作为从事海盗行为的邻人，说道：“如日本国那样相距遥远，罕有往来”（《朝鲜世祖实录》5年4月已未）。还有把野人（女真族）、日本、三岛、琉球算作朝鲜“四夷”的事例（《同上，14年3月已酉》）。此外，成宗王还担心给三岛倭人做翻译不能通晓“深处”（指九州岛以远）的倭语，认识到了三岛与深处在言语上的相异（《朝鲜成宗实录》10年10月戊申）。以上事例说明，在朝鲜统治阶层的意识当中，认为“日本国”与三岛、倭人属于不同的存在。

史料回眸—(2)嘉靖大倭寇与乡绅阶层

明代后期的嘉靖年间（1522-1566），在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倭寇侵扰，史称“嘉靖大倭寇”。其民族构成，在1555年的南京军人献策“御倭五事”中记载道：“夷人（倭人）十之有一，流民十之有二，宁绍（淅江人）十之有五，漳福泉（福建人）十之有九（数据依据史料原文，未作修正¬——译注），虽大部分自称倭夷，实为有户籍登记的一般人”（《明世宗实录》嘉靖34年5月壬寅），即倭人只占一成左右，大部分是中国人。

这一时期倭寇猖獗的背景中，有内陆社会变化的因素。操纵明代地方社会的，是在中央科举体制中官僚辈出的母体“乡绅”阶层。恰在14-15世纪，由于中国中部的经济发展迅速，只靠中央供给货币，渐渐不能满足通货需要。海禁政策剥夺了中国南部沿海乡绅阶层与东南亚方面通商的机会，他们便和中国非法的海上贸易商以及国外的海盗集团联手，从事地下贸易。负责取缔倭寇的浙江巡抚朱纨叹息道：“灭外国盗贼易，除中国盗贼难。灭中国沿海的盗贼尚易，除中国衣冠的盗贼尤难。”（《明史》卷205朱纨传）

与乡绅勾结的海上势力中，民族构成也日渐复杂。朱纨在“海洋贼船出没事”一文中写道：“海上出没之贼船皆为内地叛贼。他们在夏季风时，引诱纠合日本诸岛、佛郎机（葡萄牙人）、彭亨（马来半岛的海港城市）、暹罗等夷人进入宁波府的双屿港内停泊，内陆奸民出而相迎，往来交易。”（《皇明经世文编》卷205）文中的双屿指从16世纪20年代起曾作为地下贸易基地的舟山群岛的港口。

可以认为，嘉靖大倭寇属中国社会的外部存在之说，被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自己明确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