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开始实现“官”与“民”的网上信息合作

让我们对文章开头提到的“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和“个人信息提供记录阅览系统”这三种社会基础设施做一个分析比较。

受到法律限制，“身份证号码”目前仅用于税务和社会保障（及防灾等），非法使用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

而“身份证”不仅可用作本人身份的证明，基于卡片内置的IC芯片，还可以使用官方个人认证符号实施各种电子操作。因为不是使用实际的身份证号码，所以可以避免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而且，因为不存在法律限制，私人企业可以开动脑筋，扩大其利用范围。目前已开始研究网上银行、网上购物等私营的网上业务合作。

将于2017年启动的“个人信息提供记录阅览系统”，将会进一步提高其便利性。为每个人分别设置的主页，使用读卡器读取身份证信息，输入密码后进行操作，是一种“官”与“民”之间的网上信息合作机制。除了具有自主确认特定个人信息、接收行政部门发出的各种通知这种功能外，今后还将配备电子信箱功能和电子结算功能等，令“官”“民”的服务合作成为可能。

换言之，为了让居民切实感受到身份证号码制度带来的好处，关键在于推广身份证并用好个人信息提供记录阅览系统。

不同于欧洲各国的身份证号码制度

让我们看一看各个发达国家采用的居民身份识别号码制度。这种身份证号码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是瑞典，早在1947年就开始使用了居民登记号码（PIN）。国税局负责发行编号，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号码广泛共享居民登记信息，私营部门也可利用这些信息。比如，政府向私营企业有偿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居民收入信息。如果某个企业要面向特定地区的居民展开营销活动，政府可以有偿提供该地区居民的住址、姓名和收入信息。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在犹太人身上打下编号烙印进行管理，这段历史导致国民对身份号码具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时至今日，国民依然对抱有强烈的抵触，使得政府无法实施可在多个行政领域使用的统一编号，仅有用于税务的纳税人身份识别号码。

相对上述两国，荷兰采取了折中的做法。2007年采用了将公民服务号码（Citizen Service Number）替代了社会保障与税务号码（SoFi Number），每年通过在国民间进行广泛商议逐渐扩大了其利用范围，现在几乎已经用于了所有行政领域。

这些事例表明，各国在身份证号码的使用方法上，因历史等因素而存在巨大差异。日本已决定商讨在法律施行后三年为目标，将身份证号码制度扩大到护照、户籍、医疗等五个领域。日本已经修订了法律，要求从2018年开始推进身份证号码与储蓄账户的对接。尽管目前存款人没有告知身份证号码的义务，但恐怕最终的方向发展，将是所有储蓄账户不得不与身份证号码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