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课题——历史问题

原野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战后70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去年12月举行大选后，安倍政权长期执政成为定局，在各方面都有必要制定着眼于未来的议事日程。您认为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川岛真

川岛  安倍政权面临财政和经济等各种问题。首先是要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展示安倍经济学的有效性，这是必须的。然而，2015年尤为重要的是历史问题。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外，我们还将迎来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译注）终结120年、日俄战争终结110年、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提出100年。在历史问题上，世界总是以非常尖锐的目光看待日本；但反过来我也认为，这又是日本对这个问题做出某种了断，或者向世界展示自己力图了断这个问题之姿态的重要机会。因为10年以后，想必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强大，日本的声音就更难在世界上引起反响了。而目前，日本还可以宣传自己的论理主张。因此，我认为不可错过时机。

不过，对华、对韩工作难度相当大。这当然是应该做的，而采用历史共同研究这样的形式保持对话或许是比较现实的办法。莫如说重要的是，要向国内外展示日本在对美、对澳、对东南亚切实谋求历史“和解”的形象。70年来，日本对美、对澳、对东南亚实现了各种形式的和解，应该以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展示相关成果。围绕战争问题，日本进行了侵略，也犯下了战争罪行。对此，日本在战后并非什么都没做。通过赔偿、和平友好交流事业和成立亚洲女性基金等，做出种种努力。首先，我想安倍首相可以立足于长期以来切实取得的成果，与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发表某种形式的谈话，或是前往与历史有关的重要地点发表宣言、举行某些活动等。

原野  美国对安倍首相评价之低的原因何在？是由于历史认识问题呢？还是因为对其在本次大选中获胜后将会推进修改宪法等“鹰派”政策而有所警惕呢？

川岛  美国对安倍首相的评价似乎是在变化的。在我的印象中，安倍首相于2013年末参拜靖国神社后，美国的评价比较严厉，但后来又有所缓和。不过，那些自由主义者审视安倍的目光确实是比较严厉的。在本次大选的开始阶段，安倍首相提出了“过半数”的目标。尽管大多数人都批评称这个目标“太低”，但我对此的解释，是它在传递“并非旨在修改宪法”这样一种讯息。在日本国内，这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理解的讯息，而它却难以传递到海外。首先我们必须纠正整个日本都在右倾化的认识，解除人们对“鹰派”色彩的修宪行为的疑问，打消那些认定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化等的言论。

在世界尤为人们关注的主题，是“民主”“自由”“人权”和“历史”。在“历史”问题上，尽管还处在着中国和韩国的某些主张，但分量最重的还是慰安妇问题。它涉及到人权问题，所以必须妥善处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在美国也是饱受诟病，因此与其盯着中韩来思考历史认识问题，不如着眼于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向他们展示日本的形象。换言之，必须象展现日本是现有的重要普世价值的拥护者那样，妥善处理历史认识问题。

能否改善与韩国的关系？

原野  在与韩国的关系方面，我们也将迎来日韩基本条约签署50年这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中韩似乎存在某种不均衡性。中国方面显现出了积极寻求改善关系的迹象，但韩国却因为国内等因素而进展缓慢。

川岛  韩国方面，朴槿惠总统的个性及朴政权的特质似乎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尽管如此，韩国方面也传递出了时机逐渐成熟，寻求改善关系的各种动向等讯息。

韩方执着于历史认识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青瓦台首先要拿出展开对话的态度。此外，我认为能否将历史认识问题中的慰安妇问题与其他事情分开处理，也是一个关键。恐怕应该对历史认识问题加以逐个分解，而不是笼统处理，否则日方将无法应对。

日本以前曾创立亚洲女性基金对前慰安妇给予了援助。尽管有人会觉得工作还不够到位，感到不满，但也应看到日方的努力并予以确切的评价，双方并非完全缺乏对话的基础。虽然很难，但或许只能一边寻求韩方对此的理解，一边推进对话。

日韩双方均为民主化国家，都是民主化社会。纵然领导人层面的交流出现中断，但民众仍在自由地进行交流。韩方也明白这一点，并非像日中关系那样，一旦高层关系中断，其他所有关系也随之中断。从这个意义而言，没有必要将日韩关系与日中关系等量齐观。

原野  纵观最近30年，中国和韩国在日本谢罪的同时，一直都在开展双面外交，谴责慰安妇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如果说这种情况必须尽快破除，还是必须在慰安妇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吧。

川岛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历史问题一直是与经济捆绑在一起处理的。当时日本经济强大，所以形成了抗议历史问题时附带要求日本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的形式。反过来说，强大的经济也成为了历史认识问题的“制动器”。但是，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而韩国虽然经济规模不如日本，但韩国人认为韩国企业已经比日本企业更加国际化，并对此充满了信心。他们希望在经济上从日本获取利益的想法大大减弱。日本应该认识到，今后再以经济作为交易筹码来处理历史认识问题已是不可能的了。

此外，2006年和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就战后赔偿问题修改了过去的判决。以往的判断认为，日本战后在与各国缔结和平条约时，要么是进行国家赔偿，要么就是对方放弃了国家索赔权，而个人赔偿则属于另外的范畴。但是，最高法院在此时做出了个人赔偿层面的索赔权也已被放弃的判决。由于过去个人可以索赔，所以各种索赔官司打到了日本的司法部门，通过司法途径得到了解决。但现在已经不行了。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外，司法部门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不起作用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针对历史认识的处理方法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只剩下通过民间层面的交流加以推动或谋求通过政治决断来处理的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