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被“县”超越，结构性的衰退

但这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状况。由于战后延续了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所以大阪资本的企业也将总部迁到了主管部门所在的东京。金融、商社、信息产业几乎全都转移到了东京。制造业虽然相对较多地留在了大阪，但与东京主要汇集了财阀类，或者说昭和时代以后的国策类、重化工类制造业相对，大阪主要保留了作为新兴工业国比较容易发展的轻工业、消费类产业，比如纤维、家电、食品和制药等。制药业还算好，但其他产业现在都被后起的新兴工业国夺走了市场份额，要么已经消亡，要么奄奄一息。

不仅如此。这里原本拥有的地缘政治价值，即作为物流中心的优势也已不复存在。江户时期以来，这里一直是以大米为中心的农产品的中心市场，18世纪前半期，这里曾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商品期货交易的地方，但受到战时统制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时，大米市场被关闭。贸易方面，由于长期安于原有的优势地位，港口效率化进展迟缓，所以在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其作为东亚地区枢纽港口的地位被韩国的仁川和中国的上海夺走，并且至今未能东山再起。在国内商品流通领域的批发商功能地位也被生产国际化和制造商直销等全球化浪潮完全击溃，位于船场的批发商户一条街呈现出终日门帘紧闭的惨淡景象。

即便如此，据内阁府发布的“县民经济生产”报告显示，大阪府的经济规模在整个日本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举办大阪世博会的1970年时仍高达10.2%。这在大阪当地也被人们带着自嘲意味地说成是“10%经济”。之后，该比例持续走低，泡沫经济破灭后更是快速下滑，如今已降至7%～7.5%的水平。即将被爱知“县”和神奈川“县”超越。

大阪的衰退，是中央集权化程度加深的日本近代化以及大阪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失去在国内经济领域相对优势地位所引发的一种极具结构性意义的现象。而且，今后几乎不存在被赋予过去那种地位的可能性。原因如下：在全球主义的背景下，日本自身都面临着严酷的竞争，整个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处于“大阪化”的危机中。面对这种形势，全力保证东京在与纽约、伦敦、上海等大城市的竞争中胜出是国家的首要课题，为此必须进一步谋求单极化集中发展。

“都构想”的意义和由来

那么，为何会从这种“危机感”中产生“都构想”呢？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年，大阪市政府职员灰色收入问题曝光。虚假加班、灰色养老金等非法挪用公款问题呈现出常态化趋势。虽然经济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阪的财政收入规模依然非常庞大。尽管灰色收入的根源因素十分复杂，但概括而言，就是政府职员、相关企业、市议会议员等当地政治家都盯上了大阪市充裕的预算，大家都去挖公家的墙角。

从城市人口来看，东京23区之后依次是横滨市约370万人，大阪市269万人，名古屋市227万人，但从本应以居民服务为主业的市政府职员数来看，相较于横滨市的约19,900人和名古屋市的约17,000人，大阪市竟然多达约35,000人。姑且不说灰色收入等问题，或许光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大阪市行政的问题和规模。

当然，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当地居民极为愤怒。但愤怒的只是与行政无关的民众。事态是否立刻得到了纠正呢？答案是否定的。不仅是保守派，包括在野党和被称为革新派的势力在内的所有涉及公共领域的主体，名副其实的是“整个大阪”都在诈骗大阪市充裕的税收。

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20年、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深远影响、日元大幅升值、引发了雷曼危机的本世纪头十年中后期的全球经济危机等问题一波接一波，在大阪经济衰败局面惨不忍睹的背景下，桥下彻闪亮登场。在其担任大阪府知事的时代，笔者曾有幸直接采访过他，当时他将近畿地区三大机场并立问题等当地经济振兴措施屡屡遇挫的原因归咎于既得权利势力过于庞大导致了政策停滞，表示自己将尝试通过改变地区统治体系本身来突破困局，可谓雄心勃勃。笔者感觉出现了一位已经清醒认识到大阪政治问题本质的政治家。

这位桥下先生提出了“大阪都构想”，具体内容就是废除拥有充裕财源却一直被相关人员侵吞的大阪市这一级行政单位，由大阪府进行直接统治。这不仅可以吸收人们对大阪市侵吞公款问题结构的不满情绪，还向人们许以恢复过去堪与东京比肩的地位这样一种甜美的梦想，因此获得了除利权集团以外的大阪府和大阪市民众的高度认可。如果该构想得以实现，那就有可能形成强大有力、效率良好的地方行政体系。然而遗憾的是，该构想带来的也就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