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的城市争夺“官”的利权

形成强大有力、效率良好的地方行政体系后，桥下彻和大阪的选民想干什么呢？杜绝大阪市政府的滥用经费问题后，大阪的经济规模并没有扩大。归根到底，“大阪都构想”只是意味着在地方行政框架内纠正过去的功能不全问题，即仅仅意味着获得了推行政策的工具。那么获得这种工具后想要推行什么政策呢？

大阪存在的问题是历史性、结构性的问题，需要的不应是追求过去那些荣耀和繁荣的政策。再重申一下，无论是在地缘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和国内政治方面，大阪未来都不可能被赋予任何特权或优待。不要抱有与东京争霸那样愚蠢的幻想，必须坚持思考本地区和居民如何凭借自身力量在世界上生存下去的这种思维方向，如果政策不具有促进、辅助实现该目标的属性，那么该政策就没有意义。

过去，大阪是一个不依赖于“官”的、“民”的城市，从近代到近年来始终保持着繁荣。这种繁荣并非任何人的施舍，而是过去从农村地区两手空空来到大阪这个大城市的老一辈大阪商人们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创建起来的。以前在大阪，人们将“官”视为绊脚石的意识非常强烈。现在的人们没有去想由“民”自己开拓这个城市的新方向，而是将“官”的资金再分配问题视为了“历史性的改革政策”。在狂热于此的选民身上，我们看不到过去那种大阪商人的形象，而只能看到除蚕食祖先遗产外别无本事的“没落商家游手好闲的败家子”形象。在只有“大阪都构想”才能调动选民的阶段，大阪问题似乎进入了死胡同。

日本的地方堕落问题的象征

桥下彻这7年之所以未能触及这个大阪问题的本质，与其说是因为达到了桥下本人的极限，莫如说是达到了大阪选民的极限，达到了日本政治体系的极限。对于从政治圈外异军突起的桥下彻而言，政治资产只有选民的支持，他成功利用了选民对大阪市政府欺诈行为的不满和希望重振往日辉煌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的梦想。说白了，除了唤起选民的卑劣情绪外，他没有别的实现政治目标的方法。而且，即使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上述情绪，但仅仅是工具获得手段的“大阪都构想”依然以微弱差距遭到了否决。日本的政治体系本身能够向统治体系和生存战略濒临危机的地方展示出来的也只是争夺固定名额中的议席和预算这样一种战术。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说起来，日本从12世纪末以来就具有极为强势的地方分权传统。为了应对工业革命后的全球主义，明治维新拉开帷幕，中央集权化得以加强，实际上时至今日，这一方向性始终没有改变。笔者采访过曾拥立桥下彻竞选知事的堺屋太一，向他讨教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堺屋先生说自己作为通商产业省官员参与策划大阪世博会时，曾有该省领导在办公楼内抓住他的领带逼迫他撤销策划，他通过这样一个轶闻向我解释了霞关（指代中央政府——译注）的真实想法：敌视一切有悖于集权及中央统制这种从战时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国策的行为。

近年来，实际上中央政府在表面高呼“地方振兴”，从自己的预算中下拨资金，用钱哄着地方，另一面又任由历史上的“自立地方”自然消亡。地方也形成了一种深信生存之术是中央恩赐之物的依赖体质。源赖朝开辟镰仓幕府以来的日本地方自立的传统与精神已在战后中央的预算红包政治下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堕落。

桥下和堺屋的7年是对这种趋势发起的挑战。针对作为政治家的桥下，人们褒贬不一，而笔者认为，抛开结果不说，能够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是值得肯定的挑战者了。诚然，桥下彻的政治手法是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其主张则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但日本的现实情况是病灶已经扩大到了若不这样做就毫无效果的地步。

话虽如此，但多亏了桥下这7年，使得“已经沦为靠人施舍的没落商家子孙”的大阪选民应该也已经隐约明白了只有主动行动起来才能改变现状的道理。作为一个大阪人，我期待大家的思想能够更进一步，树立“像祖先那样两手空空地被扔到世间（世界），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这种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大阪的问题可谓是除首都圈以外的日本其他所有地区共同面临的“地方问题”的象征。

标题图片：“大阪都构想”经居民投票遭到否决后，大阪市长桥下彻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