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福冈就作为日本与欧亚大陆进行外交和贸易的交通要冲而繁荣昌盛。最近，企业开业率跃升为全国第一，作为最有活力的地方城市而备受瞩目。
福冈市目前作为最有活力的地方城市而受到关注。根据2020年2月的统计，人口多达近159.6万人，在政令指定市中位列第五，人口增长率仅次于川崎市，排名第二。少子老龄化是日本社会整体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解决对策，福冈市推出的核心发展战略为：通过支持初创企业及开展旅游观光和MICE(*1)事业搞活地区经济。
福冈市在2014年5月被选定为国家战略特区——“跨国创业与创造就业机会特区”，政府积极支持企业初创。福冈市的企业开业率(*2)分别在2013—2015年度及2018年度荣登全国首位(*3)，年轻创业者的比例也很高。另外，根据福冈市的观光统计，2018年外国人入境人数约为309.4万人，过去5年间增至2.6倍。入境者中以韩国人为最多，占51%，加上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前4位的国家和地区就占到了74.8%。
从2000多年前开始，福冈就通过海路与朝鲜半岛和欧亚大陆进行交流，最早接触到无人知晓的外来文化。此外，还发展出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克服了不曾遭遇过的威胁，一直保持着繁华富足的城市风貌。现在的福冈市通过“支持初创企业”和“对外交流”两项措施提升城市活力，与自古以来悠久的历史基因一脉相承。
古代日本的外交和贸易的大门
福冈平原是日本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从朝鲜半岛传入稻作技术可追溯至2500年以前。1978年的调查证实，在环濠聚落板付遗址（福冈市博多区）内已使用通过水渠和拦河堰调节水量的灌溉技术。对于以大米为主食的日本人而言，板付遗址是最古老的农村。
发现弥生时代水田遗址的板付遗址（图片提供：福冈市）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是证实此地以首领权力开始进行“外交”的重要史料。中国的史书《后汉书》东夷传里记载着东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予“倭奴国”使者印绶一事，普遍认为即为此金印。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学研究推断，“奴”为博多湾的奴国，此见解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1784年在志贺岛(福冈市东区)发现的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福冈市博物馆藏）对东汉王朝而言，在形势稳定时期使节远道而来是彰显天子之德的喜事。奴国应该是在掌握了大陆这种形势的情况下进行外交的。奴国最迟于公元前1世纪建立，至少延续到3世纪。奴国的中枢地带为现在的福冈市博多区到春日市一带，也可以说是这座2000年城市的起点之所在。
日本列岛以畿内(*4)为中心形成国家，王朝中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是“鸿胪馆”。在太宰府的管辖下接待来自海外的使者和商人，遣唐使和入唐僧也从这里起程。遣唐使废除后，王朝和海外商人继续保持交流，鸿胪馆的功能从外交场所转换为贸易据点。商人们带来的物品被称为“唐物”，受到珍视。唐物是王朝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奢侈品，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若将其前身“筑紫馆”包含在内，鸿胪馆自7世纪后半期到11世纪前半期约400年间，在古代日本的外交和贸易中一直承担着重要功能。如果日本是丝路的终点站，博多湾即为它的大门。
因交易而繁荣的“黄金岁月”
当鸿胪馆结束其历史使命时，11世纪后半期以后，贸易中心转移到博多。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是居住在博多的宋朝商人，他们的居住地被称为“博多津唐房”，这是日本最早的唐人街。博多因为宋朝的海商、日本商人和工匠们的聚集而热闹起来，唐物被运到京都及幕府政权所在的鎌仓，受到珍视。包括荣西禅师创建的圣福寺在内，禅宗寺院也在中国商人的援助下兴建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与日本人杂居。
博多遗址群出土的青瓷。南宋时代后期（13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前半期）在龙泉窑烧制而成（福冈市埋藏文化遗产中心藏）
博多遗址群出土的废弃白瓷。推测为12世纪前半期船只靠岸卸货时丢弃的白瓷碎片（福冈市埋藏文化遗产中心藏）在大陆，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分别于1274年（文永之役）和1281年（弘安之役）两度征讨以博多湾为中心的北九州（元日战争）。“文永之役”后，镰仓幕府在博多湾沿岸修建石筑防垒（元寇防垒），“弘安之役”后设置统辖机关——镇西探题，博多转变为政治中心都市。
生之松原（福冈市西区）的“元寇防垒”遗址（图片提供：福冈市）元日战争之后，贸易船也在中国的宁波、朝鲜的高丽和博多之间往来，镰仓幕府灭亡（1333年）后，博多也因日明贸易、日朝贸易、琉球贸易而繁荣。博多的富商也积极开展贸易活动。从11世纪到16世纪的这一时期，对他们而言可谓“黄金岁月”。
另一方面，镰仓幕府灭亡后，在南北朝动乱以及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战国时代的混战中，博多屡遭战火的洗礼。尤其是战国时代末期，有实力的大名之间相互争夺博多的统治权，1580年博多被烧毁，遭受毁灭性打击。1587年，平定九州的丰臣秀吉着手重建化为焦土的博多，此项事业被称为“太阁町割”，奠定了现今博多部(*5)街区的基本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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