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遣返時期的社會氛圍與心情

這30到40萬的在臺日人，戰後失去居留臺灣的資格，如果按照過去臺灣戒嚴時期教科書「以德報怨」的想像，大概不會知道所謂遣返或引揚回歸日本本土，不僅是家產的拋棄，還包括情感的分離。在戰後那段時間，存在臺灣社會的氣氛，可能不是單純從戒嚴時期歷史教科書所學習到的隻字片語，那麼簡單而已。

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顏世鴻醫師在其回憶錄《青島東路三號》與《上海上海》中，對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透過廣播承認戰敗的當天，有一些親身經歷的描述。那年3月才剛考上臺北帝大豫科的顏醫師，報到不久就被徵調去淡水當學徒兵，昭和天皇「玉音放送」後的傍晚四點，部隊集合，隊長宣布解散。當晚有三個場景，一個是黑漆漆的臺北盆地電燈全亮了；一個是被禁止多年的鞭炮聲響起；再來則是當晚部隊每個人發了五顆三八步槍的子彈，大概是怕老百姓來攻擊，但是擔憂的事件，在他自己的部隊裡，完全沒發生。

「8月28日，富岡先生（臺大豫科教務長，化學教授，在部隊是軍曹、指揮班長）看我走路回到臺北帝大本部不成，發了三個月薪水五十四元，五公斤米，還有一點砂糖，叫我跟運武器去臺北繳的公差一起回去。我在殘破但仍有水電的公寓『白樂園』，把那些米跟糖送給對面的田畑先生一家（他們很親切地借我蚊帳，臺北的蚊子多得怕人，主要是下水道系統壞了）。」

「隔天早上回臺大參加『一三八六一部隊除隊式』，聽了與總督同姓的安藤總長很有意義的致詞，說日本徹底破敗，重建責任在各位身上，應努力重建國家及家園，而且要完成對受災害的國家贖罪的道義責任，只有失去一切的人，才可以重獲一切。」

白樂園是日產，房東白尾女士已經返回日本，被國民黨政府某機構接收當作單身宿舍，原先租屋在白樂園的臺大學生只能遷出，有一段時間去住南風庵，蚊子多又沒蚊帳，也就有前面提到的，田畑先生送他蚊帳這件事情。

「光復後我住英文老師江崎哲夫先生的姊夫松永先生家（位在新榮町），他們大概也託江崎先生找一個可靠的臺灣學生住下，我與他們住了三個多月，隔年三月上旬，他們被遣回日本，有兩位少校要來接收，限24小時搬家，我不得已去找當時任職長官公署參議兼秘書的三舅，三舅拿出一張名片，蓋了章，吩咐我貼在門上。比張天師的符法還中用。父親隔天來此看了他用「軍事委員會統計局小將委員」的頭銜，搖頭小聲地嘆了一聲，我那時還不知是什麼原因，以後才知道，這種名片不應使用在這種場面。」

新榮町是臺灣日治時期的臺北市舊町名，共分一到三丁目，大約是臺北舊城南門附近，也就是在市中心的旭町之南，現在的林森南路、羅斯福路一段、愛國東路、寧波東街、金華街之一部份。顏醫師與松永先生一家同住在新榮町的那段時間，曾經擺過路邊攤，賣一些軍用毯、蚊帳、皮靴，還有一些等待引揚回國的日人託賣的東西，賺到的錢，又跟引揚歸鄉的日本老師買了醫學和文學的書，沒有留下本錢，又回到窮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