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和政治上，各方形成一致的對華警惕情緒

美國的對華政策及其背後的對華認識並非突然發生變化。2018年春季以後，出現了許多關於美中「貿易戰」愈演愈烈的報導（3月時宣佈依據貿易法第301條對中國侵害智慧財產權行為實施制裁；6月美中談判破裂；7月發動了「第一輪」關稅措施）。

但實際上，再往前看，早在2017年末，就已經出現了美國對華認識發生變化的徵兆。年底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也明確將中國定位為與俄羅斯同等的美國的競爭對手，而且問題還不僅限於此。譬如，在這個時期，我們還能看出美國對中國與俄羅斯一道共同干涉民主化國家政治和輿論問題的警惕（sharp power），並且，在人工智慧和量子電腦、5G等新一代技術競爭方面，美中開始趨向伯仲之勢，這也令美國頓生焦躁情緒。

原來，這些都是在不同領域分別形成的形勢判斷，但它們逐漸匯合為一體，以一種「聯合」的形式呈現出來。譬如，宣揚「美國至上」主義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代表人物彼得·那法若，2018年2月到3月期間重新得勢，他在白宮所屬的部門於6月發布了一份細數中國竊取美國技術和不公正行為的報告。大量的註腳，都是安全保障政策共同體長期以來所積累的成果。而安保專家們也將經濟摩擦所導致的緊張氣氛為己所用。6月1日，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批判中國在南海推進人工島軍事化，而8月通過的《國防授權法》也提出要從綜合角度重新審視對華政策（第1261條等）。

美國國會也就對華強硬政策達成了跨黨派的共識。針對中國通信企業中興（ZTE）的戒備還在夏季的國會上顯露出來，它集中表現在了各黨派一致反對政府解除對中興的相關禁令。即使是中期選舉後的國會，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走對華溫和路線的動機都極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