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和平的邏輯與日本

原野城治

原野　提到歷史的和解，人們總會拿德國與法國的關係來做例子。兩國簽署了《法德友好合作條約》（Elysée Treaty），通過民間層面的交流推進了和解進程。我並不認為德國的方法一定適合日本，但也可作為一個參考。同時，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建立民主主義國家南非共和國之時，組建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歷史做出了充分的認識，並得出「原諒但不忘卻」的原則。在近15年裏，日本似乎並未確立這種合乎邏輯的、辯證式的做法。

川島　的確，只有站在構建和平這一構想上的和解，才有可能採取這種做法。比如在非洲等地平息衝突的過程中，如何在衝突結束後著眼於孩子們的未來進行教育已成為一個重大課題。歷史問題也涉及其中，存在「原諒並忘卻」、「原諒但不忘卻」「不原諒也不忘卻」幾種模式。中國和韓國就是「不原諒也不忘卻」。雖然日本沒少道歉，但中韓兩國的最好的反應，也只是「原諒但不忘卻」，多數時候是「不原諒也不忘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構建和平的方式，兩國國民應該如何實現和解、營造和平環境的考慮或許很不充分。《法德友好合作條約》也未必是以實現戰爭和解為目的的條約，但就結果而言，該條約作為和解的手段發揮了作用。

就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統治結束，作為戰敗國，存在著難以主動提出和解的一面。不過我覺得，通過追溯既往的形式再次回到那一階段，以構建和平的思維，著手開始某些力所能及的行動，這種做法也未嘗不可。

我們固然可以從德國和法國的例子中學到一些東西，但難以將其作為「成功事例」直接套用到東亞地區。因為戰後西歐成立了歐洲共同體（EC）、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進行經濟及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和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得以實現的。在東亞地區，日中之間存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問題，日本與韓國和臺灣之間也沒有NATO那樣的地區性安全保障體系。不過，日韓雙方都已實現了民主化，安全保障也有可能走向地區化，所以莫如說應該著眼於未來。

最大的焦點——「安倍談話」

原野　今年，新的首相談話即「安倍談話」，將如何表述慰安婦問題可謂是一個重大問題，稍有差池，或許會釀成更加嚴重的事態。

川島　尤其是慰安婦問題，不僅是歷史問題，也涉及到人權問題，容易被人作為有悖於普世價值的問題來對待。換言之，這不是與中韓之間的問題，而是有可能導致日本與整個歐美世界為敵的一個問題，因此具有特別的意義，日本應該本著該說的要說的態度來應對和處理這個問題，首先應該認清這個大原則。當然，由於存在許多誤解和事實認定的誤差，應予以大力糾正。

假設安倍首相將發表談話，恐怕也不會否定村山談話及河野談話，而是在繼承這兩份談話的前提下重新發表談話。既然政府也表態會繼承這兩份談話，那就不能變了。不過，令人擔憂的是，屆時，如果首相發表一份像保鮮膜般覆蓋了村山談話及河野談話那樣的談話，就可能給國內外留下新談話與前面兩份談話存在矛盾的印象。明明說了要繼承談話，如果再發出讓人產生不同印象的言論，就會給別人提供做出各種解釋的餘地。再重覆說一下，我們不是要和中韓對抗到底，我們不去違背普世價值，這是對中韓的反駁，但卻有可能引發與華盛頓、歐洲等為敵人的事態。

當然，此時也沒有必要去隨聲附和歐美那些基於誤解的過度的自由主義言論。我們需要採取雙管齊下的對策，除了查明並宣傳歷史「事實」外，還要從現在的人權問題的角度加以應對。

日本在普世價值觀方面，與美國、歐洲等都很好地實現了和解，並妥善地處理了這些問題——我希望新的談話能表明日本的這種形象，在此基礎上還要對中韓兩國的言論予以有力的反駁。此外，日本並非一直與中韓敵對，眾所周知金大中先生和溫家寶先生對日本的工作也給予了肯定的評價，所以立足於此，我還希望將日本過去的努力，以及中韓對此的評價都很好地融入談話之中，向人們展示日本一直在致力於處理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