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臺灣社會的「祖國」語境

與香港相似，臺灣也經歷過包括割讓在內的主權變更與殖民地的時代，因此不難想像在臺灣社會的「祖國」語境也出現另一番的弔詭現象。

作爲身份認同研究的現代派學者，筆者大致上將具普遍性身份認同形成的時期設定在步入近代之後，臺灣社會摸索自我國族意識或身份認同，也始於相同時期。「近代」在臺灣社會的語境裡指的是「日本時代」。殖民統治者在臺灣實施的同化政策採漸進式，包括語言也是採雙語教學，直至中日戰爭爆發，在雷厲風行的「皇民化運動」下，才開始實施全面的同化政策。

此一時期臺灣社會的認同結構，臺灣研究的日本大家若林正丈教授將臺灣的社會菁英分爲三類。第一類是「祖國派」，國族認同上的坐標指向中國大陸，代表人物包括蔣渭水、王敏川、蔡惠如等；第二類是「臺灣派」，視「唐山過臺灣」的漢人已落地生根，遂以臺灣為家，並以建設理想的臺灣社會為目標，指標性人物包括林獻堂、蔡培火、林呈祿等；第三類則是「日本派」，聚集在以辜顯榮爲首的「臺灣公益會」的社會菁英，強調臺灣已成爲日本領土，臺灣人當以「做日本人」為認同取向，積極向日本同化。不過，此三類的界線未必涇渭分明，跨界者或持雙重認同乃至多重認同者也不在少數。

1945年「光復」，臺灣社會在身份認同上的建構被推倒重來。當時負責接收及初期治理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提交的《臺灣省教育復員工作報告》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新教育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將日本人時代的皇民化變成祖國化」。行政長官陳儀也在臺灣中學校長會議上指出「過去日本的教育方針是以實行『皇民化』運動為宗旨，對此今後我們要施行『中國化』運動」，並強調要將「祖國化政策」落實到全臺灣。此時的「祖國」，毋庸置疑，指的是中國大陸及已在那裡建立的中華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