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的「祖國化」運動與「中國人」認同的建構

戰後初期的「祖國化文化運動」有兩大形態，對臺灣社會國族認同的重構產生深遠影響。

其一，在臺灣社會確立「中國國家權力文化」，也就是樹立新國家與新政權正當性的象徵符號。內容包括升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齊唱國歌「三民主義」、變更或恢復中國國籍、全面恢復使用中國名，更改包括臺灣各地現仍處處可見的「忠孝」・「中山」・「中正」・「南京」・「民族」・「民權」・「民生」等街道、地名等等。

其二，「國語意識形態」的確立。還沒赴臺的陳儀在抗戰剛結束後的1945年9月2日發表針對臺灣語言教育的言論，開門見山地説明「我赴臺後將著手國語教育，讓臺灣同胞瞭解祖國的文化」。對國語教育的高度重視，也反映在後來官方對方言的限制，因而出現「獨尊國語、壓制方言」的現象。隨著意識形態化國語政策的強制推行，國語在臺灣的普及，短期間內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不僅明顯高於抗戰結束前大陸普及國語的成效，也遠遠高於1949年後同時期大陸推行普通話的成果。事實上，1970年代以後即使是相同方言的臺灣家庭，在家裡等私人場所自然使用國語的現象早已見慣不怪，在同一時期的大陸實為少見。

「祖國化文化運動」到了1960年代，因應中共在大陸推動的「文化大革命」，遂由另一波強調中國認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承接。誠然，無論是「祖國化文化運動」還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兩蔣時期設定的「祖國」坐標，清晰地指向包括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透過這兩個文化運動，配合長期的「中國化」教育的成果，「中國人」意識成功地在臺灣社會扎根，並延續至1990年代。

根據臺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1993年1月在臺灣所舉辦的民調結果，顯示48.5％的受訪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32.7％回答「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加起來存在「中國人」意識的臺灣民衆高達八成。但是，之後在臺灣社會新出現的「本土化」浪潮中，居於主流的「中國人」意識迅速萎縮，並在1990年代末被「臺灣人」意識所取代，此趨勢仍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