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受日本影響的戰後都市發展

日治時期結束後，日本在臺灣的都市發展中仍繼續扮演著重要角色。日本在臺灣建立的都市計畫體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接收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繼續沿用。此中原因，可能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既缺乏同等詳盡的法令可取代之，又看出其對經濟建設有利。

臺灣建築學者黃世孟指出，《臺灣都市計畫令》及其施行細則在戰後被翻譯為中文，繼續沿用至1964年為止。渡邊俊一也指出，日治時期都市計畫法令能被沿用，是因為可以滿足戰後臺灣「發展型獨裁」體制下的經濟建設所需。

歸化日本籍的臺灣人建築師郭茂林，將日本都市的開發技術轉移至故鄉臺北。臺灣文化資產學者凌宗魁指出，郭茂林兩度主動向臺北市長提出都市規劃的建言，一次是1968年向高玉樹市長提出臺北車站鐵路地下化及鐵道沿線綠廊構想，高玉樹轉任交通部長後依此推動臺北鐵路地下化及臺北捷運系統初步規劃。

另一次則是向李登輝市長提出遷移市政中心的信義副都心構想，1977年李登輝委託其規劃信義計畫區，當時規劃建造的高層辦公大樓即是現今的臺北101大樓。日本紀錄片導演酒井充子在Nippon.com專欄指出，郭茂林對信義計畫區的規劃，得力於他參與東京新宿副都心開發的經驗。

日本戰後的市鎮營造（まちづくり）運動，也啟發臺灣學習。戰後日本民眾主導的「市鎮營造」公民運動始於1952年東京都國立市的居民成功訴請政府禁絕若干影響居住品質的土地使用行為，此一事件觸發日本各地民眾仿效，政府也推動多項計畫回應民間要求。

渡邊俊一指出，臺灣在1980年代晚期解嚴，政治逐漸自由化後，開始產生與日本市鎮營造類似的社會運動，1992年成立於臺北、致力於都市政策倡議的非營利組織「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就是一例。

在前總統李登輝執政時，於1994年起將社區總體營造作為國家政策之一來推動。1999年臺灣發生九二一南投集集大地震後，日本的神戶市也將阪神大地震災後重建及社區營造的經驗與技術與臺灣分享。

日本統治時期的西本願寺樹心會館，現在成為臺北市百年紀念特展會館。（臺北市政府提供）
日本統治時期的西本願寺樹心會館，現在成為臺北市百年紀念特展會館。（臺北市政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