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國家之物在我面前現身

當時我似乎被臺灣當局列入了某種警戒名單，此事後來我才得知。雖記不清確切時期，大概是1988-89年左右，曾為獨裁者的蔣經國總統逝世（1988年1月13日）後，尚未進入1990年代的那段期間。毋須贅言，長達數十年的戒嚴令當時已吿解除（1987年7月15日）。亞東關係協會（現為臺灣日本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處的公關部門負責人，透過認識的日本友人傳話，邀請我一同用餐，因此我便前往預定的餐廳。當我思考對方有何事相談之際，談笑間，該位負責人提及近年來臺灣的政治動向，接著以輕描淡寫的口氣對我說：「所以我告訴他們，我認為不應該以那種方式對待像你這樣的國立大學教授。」至此，我終於理解安排這次聚餐的用意。因為將外國人暗地裡列入某種警戒名單的狀況已獲解除，無法明明告知對方，所以他採取這種巧妙的方式，告知我臺灣當局實際上已經改變對於我的處置。

不過我進入臺灣國境之際，完全未受到來自當局的任何干預，因此若說到有何變化，大概是從我毫無所知的某單位列出的監視名單上將我刪去。若是如此，當然無須向我說明，所以為何特地製造機會讓我得知？又是來自何處的政治指示？抑或是他鑑於情勢變化所下的判斷？至今我仍百思不得其解。

但我似乎確實遭列入某種名單。那次聚餐之後，我想大概是1990年代初的事情，有一位臺灣留學生參加我在研究所開設的小型研討會，曾在駐日代表處領事部門打工，他告知我當時見過我的資料，上面蓋了某種印記。

雖然以如此間接的方式，當時名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出現在我面前，特別向我警告。對於我這個臺灣政治研究者受到日本社會的「關注」，臺灣當局的駐外機構展現如此政治性的警戒姿態，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然而，日本政府也做了類似的事情。這也已經想不起確切的時間點，但那是我首次受邀前往霞山會，在午餐聚會上演講時的事情。霞山會這個團體，其會員是由曾任職於外務省（譯註：相當於我國外交部）的官員們所組成，歷史悠久，出席午餐聚會的人也大多是前任外交官員。該會亦發行『東亞』月刊，觀察、分析東亞各國的動向，擁有相當程度的評價。

當時，霞山會邀約演講的負責人來電邀請，在我答應之後，要求我在午餐開始的15分鐘前，預先抵達事務所。當我抵達當時位於霞關的霞山大樓事務所，有人便招呼我到事務所一隅，該處設置了一個以屏風隔開的會客空間。兩位身著近黑西裝的中年男性早已抵達就座。大家行禮如儀地等茶奉上之後，便開始交換名片，看到對方的名片後，我感到有些驚訝，雖然臉上不動聲色。我已記不清那個部分的細節，但他們是公安警察。雖然記憶已經消失殆盡，當時應該並未談及重大事情。大概過了5分鐘左右，兩人便急忙告辭離去，工作人員便招呼我前往午餐聚會的會場。

當時我覺得或許是所謂「確認樣貌」的偵查情蒐手段。其後，我自己個人的理解是，每當有人論及政治上相當敏感的地域，無論如何先盡可能地直接會面，確認是何種人物，並非因為我個人有任何具體的「嫌疑」，而是涉外公安警察默默地執行例行業務。若說得誇張一些，這便是日本這個國家在我個人面前現身的5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