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任東大助教授之後，筆者的研究活動進入不同的階段。其一是作為研究臺灣政治的學者，獲得某種程度的社會關注，拓展了活動範圍。另一是不知不覺之間開始參與並形成學術性的臺灣政治研究。個人著作與共同著作的書籍在日本和臺灣出版的同時，「國家」也開始進逼作者。

進入研究活動的新階段

雖然說獲得了「社會關注」，當然不是成為媒體寵兒。而是在所謂廣義的研究領域之內獲得關注，總而言之，觀察東亞局勢動向與研究的相關學界、新聞界、智庫等機構開始邀請我，例如雜誌書籍的邀稿，或是演講或研究報告的邀約，以及希望我加入成為智庫會議的成員。我想應該是注意到「有一位東大老師在研究臺灣政治」吧。內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個業界其實不大，但對於當時的我而言，因為升任助教授，感覺世界突然變得寬廣起來，若受到邀請，便極富興味地參與各種邀約與活動。

縱使是如此限定性的「關注」，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對我有所助益的事情有二。其一是「東大助教授」這個頭銜。雖然以東大內部來說，只是一名「駒場（教養課程）的語言教師」，但離開東大出到外面社會，對於沒有什麼特別實績的年輕小伙子來說，已經是需要感恩戴德的頭銜。各個領域原本應該都存在的門檻，對我來說降低了一些。當然，心情上大概也有幾分中國諺語所謂的「初生之犢不畏虎」，不清楚有哪些門檻，或者完全沒注意到那不過是門檻的外側罷了，卻仍神色自若地與會露臉。

首次刊登於「綜合雜誌」(*1)

其二，在關心東亞政治動向的相關領域之內，臺灣政治本身的變化，無論如何已無法視而不見，加上臺灣政治正朝著民主化的方向前進，這都對我有所幫助。我認為當時已經不可能將關心臺灣政治視為禁忌，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人因循怠惰，懷疑關心臺灣（國民黨反動政權統治支配的島嶼）是否「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在如此情況之下，無論從哪種角度，臺灣政治都很明顯地朝向民主化邁進，對我來說是一大助力。當時雖然有些人應該會出現「東大的老師在研究臺灣？」的反應，但並未發展成明顯的抗拒反感，我認為應該是前述狀況的緣故。

前述的轉變化為明顯的實際行動，岩波書店的招牌雜誌『世界』向我發出了邀約訊息。我想應該是在1986年10月初，編輯部的山崎貫先生來電表示想當面拜會。因此前往當時常去的新宿站大樓8樓的一間咖啡館見面。雖然已記不得當時談了些什麼，但從之後的事情經過來看，我想應該是委託我在『世界』1987年2月號上撰寫文章，內容針對民進黨首次以政黨名義參加國會的「增額選舉」。根據手邊留存極為簡略的日誌，在10月8日和10日的日期之處，字跡潦草地寫下了「世界論文」的標題；而11月15日之處雖無標題，但記下了「變動之實情讓人興味盎然，因此，現在臺灣非常有趣」的語句。這句話之後實際寫在發表的論文裡，其後激起了一點小波瀾（如後詳述）。

『世界』的論文以「轉換期的臺灣政治――『民主化之門如何開啟？』」為題刊載。以往受到近藤大博的關照而首次為『中央公論』撰稿之際，文章使用的是筆名，因此這篇論文便是我以本名在綜合雜誌上的首次發表。進入1980年代後，雖說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世界』仍是「進步文化人」的重要發信基地，該雜誌關注臺灣政治，可以說是民主化的胎動引發日本媒體開始轉變之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