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臺灣日記』

在民族所所長徐正光老師的安排照料之下，訪問期間讓我入住在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的一個房間，研究室則是在所內一間無人使用的研究室。從宿舍到研究室，走路約7～8分鐘，以往相當憧憬工作場所與住居鄰近的夢想，僅在這一年間實現了。由於住處是活動中心，當然設有游泳池，我常當作早上第一個事情到那裡游泳。因為張茂桂先生和吳乃德先生的邀約，我也常常到網球場打球。

我的研究室裡也配置了一臺電腦。當時剛好是網際網路普及的時期，中央研究院的系統亦完備，我也獲得自己的電子郵件信箱，正想嘗試使用，恰巧張茂桂前往德國，我便書寫電子郵件給他，順便通知我已抵達臺灣，也獲得他的回信。我想這是我初次使用網際網路的經驗。不過使用那個系統書寫日文尚且不易，自己的工作還是使用從日本帶來的富士通文字處理機。題外話，結束研究休假回到日本後，東大的同事間開始盛行使用網路，我也急忙地從文字處理機改用個人電腦。

當時的我決定持續不懈地書寫日記。我不習慣熬夜，因此都是隔天早晨在研究室對著文字處理機奮鬥。由於相當詳實地記下所見所聞，有時整個早上都花在寫日記一事。雖然待在臺灣的主要目的是密切觀察臺灣如何迎接總統直選的歷史性時刻，若民主化在選舉後告一段落，我便打算為了重返歷史研究在臺北做些準備，但之後才知道這完全是自己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由於主要目的是親眼見證那歷史性的一年，自己的預想落空亦是無法避免之事。

那段期間早晨相當忙碌。有時在泳池游泳，或在研究院附近散步，我都樂在其中，也常常一邊吃早餐，一邊閱讀兩份報紙（《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或是觀看電視新聞。接著前往研究室，書寫日記，進行研究工作；中午過後，有時是自己向他人邀約的訪問，或是接受他人的約訪，而前往臺北市內與人會面的情況為多。

交通手段則是先記住行車路線，主要搭公車出門。出門很少是為了正式的訪問行程，因此也很少當場筆記要點，為了別遺忘饒富興味的所見所聞，好幾次在回程的公車或計程車裡，在手邊的紙張上振筆疾書。當然，我也盡量與每日接觸來往的民族學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所的熟人談話交流，其中也包含時事議題，努力理解他們的看法與感受。晚上有時會與來到臺北後結識的產經新聞支局長小澤昇先生，以及日空航空（Air Nippon Co.,Ltd，全日空子公司）臺北支社長池本好伸先生，我們三人自稱「臺獨聯盟」（臺北獨身者聯盟），一起小酌一番。

關於正式訪問，我曾經嘗試訪問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先生，卻未能實現。那時我將在岩波書店的「現代亞洲的肖像」的系列叢書裡，書寫一本名為《蔣經國與李登輝》的專書。希望藉此良機，在研究休假期間訪問李登輝，以增添書中內容，因此從春天開始，便透過中間人傳達希望專訪的請求，但在當時的政治情勢之下，李登輝本人對於有人書寫自己的個人之事變得有些敏感，加上進入7月後，中國軍隊的飛彈威嚇讓兩岸的緊張局勢升高，專訪一事便在不知不覺之間化為泡影。只是書的撰寫沒斷，回國後1997年6月終於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