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之痼疾困扰经济

认识民主主义的沉疴痼疾

为什么如此多的自由民主主义国家都为财政问题而困扰呢？理由非常明确：政治家必须要在选举中获胜。如果落选，就俨然成了“失业者”。敢冒如此风险参与政治的人，在一般市民中不多见。但是民主主义“在选举中获取选票，成为国会议员”的原理，其中也蕴含着“双刃之剑”的危险。为了当选，政治家向选民保证将提供各种有利的经济条件。因而，民主主义具备了扩张财政的强大驱动力。为某集团集中带来利益的法案，即使在议会获得通过，国民人均负担也是微乎其微的。因而那些不涉及自身利益者或漠不关心者，既不会去追究该法案的妥当性，也不会加以反对。莫如说，人们对有朝一日审议有关己方利益的法案时能够得到现时收益者们的赞成与合作，抱有期待，故而当下特意去支持他方的法案。利益集中，而费用则因分摊面广使负担额变得微薄，因此成本意识下降。这样的机理造成扩张财政法案的过度增加。

这种议会制民主主义内含的公共部门（公营机构，政府资助或控制的企业）不断扩展的倾向，意味着经济问题直接政治化的结果。因为人们最为关心的，是谁掌握有实现己方利益的实力。在人们的印象中，自由民主主义之下的议会民主制，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使公平选择成为可能。但实际上，投票与其结果并无确切关联的情形也有可能发生。

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们，没有依靠紧紧捆绑着政治和经济的“摇钱树”，过着超出收入的生活吗？结果像美国那样有住房贷款这种私人债务自不必说，许多国家 “讨好选民”的财政支出令公共债务日益膨胀。能给这一机制刹车的，说是财务部的官员也并不为过。如此之大的错觉中产生出的财政赤字积累，妨碍了扩大就业政策的实施。成为其牺牲品的，就是具有充分的劳动能力和愿望，却找不到就业机会的失业者，特别是年轻失业者。

另外一个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是EU这个“半国家”的存在。这不单纯是“无宪法”意义上的“半国家”， 而是因为EU没有统合财政，不具备普通国家相当于财务部的行政机能。再加上EU是由在劳动费用、生产率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别的成员构成的联合体，由于使各成员国放弃各自的金融政策，引进了统一货币（欧元），因而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也一筹莫展，进退维谷，金融政策不得不依赖欧洲中央银行（ECB）采取的“单一金融政策”。但是，ECB并不是通过民主程序决定金融政策的，自然受到大国、强国的经济状况影响，这里便存在着欧元带来的“民主缺失(democratic deficiency)”问题。

在日本也有“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议论。但是，我们更应该了解，从查理大帝以来有着1200多年共同体运动史的欧洲所经历的苦恼以及为实现这一共同体所花费的长久岁月。特别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如果不对今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东盟加4之间如何演变，美中冷战是否有可能发生等重要的国际关系加以观察， “东亚共同体”是无从谈起的。

美国反复重归野蛮化(rebarbarization)

经济政策不能立即把经济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经济与人体有类似之处。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用药物和手术彻底治癒。既有只须一剂药就能解除痛苦，也有必须忍耐的疑难之症。经济政策不是万能的。如果国民期待万能，过分依赖政府和央行，其本身就可能变成道德风险。

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经济状况确实不好，但从宏观上看，与80多年前的大萧条相比，现在的经济还算是好的。拿美国来说，20世纪30 年代的完全失业率超过了25%，最近则停留在9%左右。当然，不是说要甘于忍受这种雇用的苦境，但如果误以为有万能的灵丹妙药，那就会一味地加强对政治的批评，导致政治更加恶化，这种恶性循环必须避免。

只是，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与8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贷方”，为维持德国马克的价值，使德国有偿还能力，美国把大量的资本出口到德国，德国出现了消费热。其结果，造成了德国和美国在住宅和股票市场的失控。这是美国在掌握世界经济覇权时期发生的世界经济的危机。

对此，在冷战结束后蔓延的“危机”，同样是以美国为主角。而这次美国却成了“借方”，通过从中国和日本流入的资本，出现了高出收入的消费热潮。不用说，这个消费热的代表，正是以面向美国低收入者为对象的住房贷款，美国确实是烦扰他人的“伤脑筋的巨人”。但即便如此，世界上现在除美国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核心。

像美国那样开放的市场经济，时常反复着过热和紧缩的交替循环。，美国经济中经常对限制少的市场存在着无止境的欲望。美国经济的特征是，在出现危机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会稍许老实一会儿；但过不多久，便又重归野蛮化(rebarbarization)。可以说，如何运用法与政治的力量控制这股野性，是美国作为大国的责任。

（本文是对《中央公论》2011年10月号刊载的“民主主义之痼疾困扰经济”一文改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