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如何应对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如此大规模的超高龄化及人口减少将对各个方面造成重大影响。由于篇幅的限制，以下仅选取（1）政治、（2）经济、（3）社会保障等三个方面，就相关政策课题与应对措施展开思考。

(1)政治

关于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将对政治产生的影响，首先可以列举的一点是国力的下降(*6)。而且，由于在日本人口锐减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却在增加，所以从人口规模角度来评价的日本国力的相对地位将进一步下降。顺便提一句，日本1950年时的人口规模列全球第5，2010年仍位居第10，但据联合国的推算，预计2050年时将跌至第16位。当然，国力并非单纯取决于人口规模。虽然经济实力在这当中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但正如后文所述，由于老龄化和人口减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力下降。

因此，或许也会出现关于积极接纳外国移民，以补充减少人口的论调（所谓的“补充移民论”）。不过，这是有关国家存在形态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慎重考虑。另外，关于接纳外国劳动力的问题，即使就现状而言，实际上早已形成了依赖日系巴西人等劳动力的局面，但根据欧美各国的经验来看，轻率地接纳廉价的单纯劳动力并不能说是理想之举，更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提高日本人的劳动参与率。这并不是要求日本对国际社会紧闭门户，“我行我素”。日本必须与其它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加深信赖，在经济和政治上加强合作。此外，相对于经济实力而言，活跃在国际机构等组织内的日本职员人数较少，培养国际社会的通用型人才和提高信息宣传力是目前的紧要课题。

下面再来谈一下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对国内政治造成的影响，这有可能会导致代际间的利害冲突加剧。这是由于老年选民比例上升，那些对老年人不利的政治决策将难以施行。顺便说一句，2010年老年选民在选民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为28.0%，2035年和2060年预计将分别增至38.8%和45.8%。因此，预计决策者会越来越倾向于放弃那些将造成老年人年金减少、负担增加的政治决策，在“经济持续下滑”的社会中，这只会加重子孙后代的负担，致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需要做到以下基本工作，即每一个国民都应认清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的严峻现实，自觉树立现在的课题应由现在的一代人来解决的责任意识，另外，还需要修改选举制度等(*7)。比如，在现行的小选举区制度下，选举的争论点容易被局部化，考虑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治家不易当选，所以应该考虑回归过去的中选举区制度。此外，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地方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减少问题较大城市更为严重，所以或许也会出现地区间对立的问题。笔者想要指出，不仅是代际间的利益冲突，在避免地区间对立的问题方面，“国家整体长远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2)经济

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是（1）资本积累、（2）劳动力、（3）技术进步，人口减少（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及老龄化的发展基本上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

关于第一项的资本积累。如果不进行一定的储蓄，并用于扩大生产设备等投资，经济就无法增长。人在年轻时会将一部分收入变成储蓄，退休后将之用于补贴自己的消费。这就是经济学上说的“生命周期假说”，而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这个假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及老年人口的增加都是造成储蓄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同时，随着人口的减少，日本的市场将会萎缩，与增长率较高的新兴国家相比，投资魅力减弱，海外投资（资本供应）减少，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很有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关于第二项的劳动力。劳动力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成正比。从这个意义而言，2010年至206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锐减3755万人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同时，如果劳动供求关系紧张，就会导致工资上涨，进一步拉大国内外劳动成本的差距，促使制造基地向海外转移（所谓的“产业空洞化”），这些影响也令人忧虑。此外，医疗、护理属于劳动集约型产业，人们可能会强调其就业诱导效应，但从中长期来看，预计医疗、护理人员的数量将越来越难以确保。

关于第三项的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就能推升经济增长率。不过，人口减少将怎样影响技术进步，这一问题并非那么单纯。例如，有一种论调认为少子化将有利于增加人均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配置率，但反过来又有一种论调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人口的函数。换而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假设技术进步的发生概率为一定，那么技术进步的发生就与人口成正比(*8)。此外，即使从接受与利用IT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来看，老龄化的发展通常也被视为消极因素。

另外，关于人口问题与经济的关系，有观点认为应该按人口人均GDP来讨论。其依据的理由是，如果人口减少，国家整体的GDP就会缩小，但生活的富足水平是以平均到每个人身上GDP为衡量尺度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如果考虑到“规模利益”的因素，宏观视野也不可忽视。比如，总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缩小，将对企业活动和资本引进等造成不良影响。另一点是，负债也应该计算在内。日本的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高达GDP的约两倍，如果人口减少，人均“负担”（债务额）就会增大。

那么，应该怎么应对呢？关键在于（1）提高劳动参与率和（2）提高生产率这两点。针对（1），提高妇女及60岁以上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尤为重要，为此，必须通过完善托儿所等手段支持妇女兼顾抚养子女和工作，并向人们提供多样化的工作形式和机会。虽然我这里写的是“60岁以上”，但这并非限定一个特定的年龄。应该废弃退休制度，创造一种环境，即使是老年人，也可以在他可能的范围内继续工作，这是一项重要工作。

关于（2），除了高等教育外，还应设法提高包括初等、中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水平，以及人们在工作单位内外的能力。同时，在税制上也应采取优惠措施，放宽限制，促进企业积极投身技术开发。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战略上不可采取保护政策，反倒是要让国内企业参与海外竞争，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激发产业活力。

(3)社会保障

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会通过经济学上所说的“旁路（bypass）”对社会保障造成影响，还会产生巨大的直接冲击。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老年从属人口指数的迅速上升。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保障的实质是将在职人员创造的“生产成果”分配给老年人，带有强烈的代际赡养色彩。

最浅显易懂的例子便是年金。日本的年金制度实质上采用的是征收方式。简单地说，征收方式就是由在职人员负担老年人领取年金的一种机制。因此，老年从属人口指数的快速上升不仅会威胁到年金制度的可持续性，还会破坏代际间支付与负担的公平性。同时，日本的年金制度采用的是社会保险方式，被雇佣者的厚生年金保险费由劳资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因此，经济界强烈主张 ：“雇用者负担的增加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不利于开展国际竞争。因此，应该遏制社会保险费负担的增大。”

在此背景下，2004年实施的年金法修订工作限制了年金的支付水平（比如：参考被保险人数的减少率及平均寿命的增长，调整了支付额），设定了保险费上限（比如：2017年以后，厚生年金的保险费上限固定为18.3%）(*9)。然而，围绕年金制度改革的争论并未平息，人们不断提出各种根本性的改革方案。以下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方案。

第一，有观点主张，为了避免代际间产生差距，应将年金制度采用的征收方式改为公积方式。可是，仅在年金制度中讨论代际间差距的做法并不妥当。比如，现在的老年一代在过去没有年金制度的时代是以个人力量来赡养上一代的，要评价各代之间的公平性并非那么简单。同时，如果改为公积方式，除了如何运用这笔巨额公积金的问题外，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风险等因素，还会面临能否保障年金支付的实质价值这样一个关系到年金制度本质（存在意义）的问题。此外，即使将征收方式改为了公积方式，仍然存在如何处理“双重负担”（转型期的生产年龄人群既要按征收方式负担老年人，同时又必须承担自己的公积义务）的难题。

第二，有意见认为，应将社会保险方式转变为税收方式。可是，税收也是国民的负担，即使转变为税收方式，支付与负担的结构并不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此外，尽管有人指出税收方式的好处在于，可作为解决未缴纳保险费的无年金人员问题的一种对策，但如果对从未缴纳保险费和一直坚持缴纳保险费的两种人给予同等待遇，从公平的角度讲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现阶段我们无法将社会保险方式彻底转变为税收方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税收方式与（过渡性的）社会保险方式并存的复杂机制。

总之，笔者想要强调的是，（1）年金制度的改革与解多元联立方程式具有相似之处，“部分解”不能保证“全体解”，（2）由于年金制度属于长期保险（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一种长期契约），所以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刀阔斧地更改制度。但这并不表示不需要改变现行制度。比如，应该加强年金的最低保障功能，调整包括加强年金支付课税在内的年金支付水平。此外，还应立即着手研究延后领取年金起始年龄（现行为65岁）的问题。总之，年金制度不可纸上谈兵。笔者的结论是，我们只能以现行制度为基础，顺应人口与经济的变动，让各代人在同龄人及代际之间分担“痛楚”。

接下来，笔者将考察在社会保障领域中与年金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支柱——医疗。年金只是关于各代同龄人内部及代际之间收入转移的金融机制。而医疗却具有在金融事务（费用的结算与筹集）之前提供服务（交割）的过程。因此，相对于年金而言，超高龄化与人口减少对医疗造成的影响更为复杂。由于篇幅的限制，此处将重要课题和对策分为四项内容重点阐述(*10)。

第一，必须转变单一的医疗观和医疗模式。为了应对日新月异的医疗技术革新，医学的专业分化将是必然趋势。不过，如果专业分化不断发展，综合医疗的重要性也将提高。尤其是老年人（尤其是后期老年人口），除了患有多种疾病的情况外，随着身体功能低下和出现痴呆症后，护理需求也将提高。因此，不分脏器的全身医疗、维持日常生活的医疗、具有尊严的看护医疗等都将越来越重要。另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医疗的话，其相关领域将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的护理和福利外，还将扩大到延长健康寿命所必需的便于防病、护理、保健和生活的住宅，乃至“城市环境建设”领域。总之，人们常说“医疗是医学的社会性应用”，既然应用医疗的社会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那么我们也应当重新审视医学和医疗的存在方式吧。

第二，必须实现医疗的功能强化与效率化。除了老龄化的发展外，伴随医疗技术进步，医疗费的增长也将不可避免。如果强行控制费用，医疗的质量就会下降。当然，也不是说医疗的存在与经济没有关系。我们还是需要努力提高“与投入资金相符的价值（value for money）”。医疗机构的功能分化与推进彼此合作都是具体的课题。与其它国家相比，日本的医疗供应体制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病床数多，而平均到每张病床的医疗人员较少。要提高医疗质量，如何汇集医师等医疗人员提高“医疗密度”是一项紧要课题。同时，如果功能分化进展顺利，医疗机构相互之间或医疗与护理之间的合作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人们正在推进家庭医疗，但将之单纯地理解为就在自己家中医疗（狭义的家庭医疗）则是不现实的。除了老年保健设施及特别养护老人院外，还必须积极扩充集体公寓、配有护理服务的住宅等群居型居住类设施和住宅。尤其是老龄化现象迅速加剧的大城市，这个课题迫在眉睫。

第三，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医疗从业人员队伍成为一个实际问题。而且，为了应对医疗日益先进的变化，除了数量外，从业人员的质量也非常重要。然而，其它产业领域也希望获得优秀的劳动力，尤其是围绕年轻劳动力的“争夺战”将不断激化。届时，重要的是提高医疗从业人员的专业职能、通过调整业务分工来提高生产率。观察医师和护士等职务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他们肩负着其他职能人员和事务岗位人员可以替代完成的业务，这已成为造成他们工作过重的重要原因。非医师也能完成的业务就交给护士等其他医疗从业人员或事务人员去做，非护士也能完成的业务则可以交给护理人员去做，除了让他们可以专注于本职工作外，还必须努力促使他们提供各自的技能水平。

第四，确保医疗费负担的公平性也将变得十分重要。观察2009年度的各年龄层“国民医疗费”可以发现，占总人口20%多的老年人花费的医疗费超过了总医疗费的一半（55.4%），如果将老年人分为前期老年人口（65岁至74岁）和后期老年人口（75岁以上），又会发现，占总人口10%多一点的后期老年人口花费了约3分之1（32.6%）。这固然存在由于年龄增大，看病率上升的不可抗因素，但今后随着超高龄化的发展，围绕医疗费的支付及负担的代际间对立可能会不断加剧。因此，除了通过前面提到的医疗效率化和预防工作来努力延长健康寿命外，或许还有必要研究是否应提高老年人医疗费窗口部分负担比例，过去设定的这一比例一直低于在职人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