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结尾――结论

以上是笔者对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的现实与对策进行的一些考察，最后提出三点结论。

第一，人口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当我们意识到它的时候已为时过晚，无法采取补救措施。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认为，短期未来的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由“前提条件”所决定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重要的是“想象”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态，并从现在开始“防范”。此外，还必须推行延长健康寿命，提高妇女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等各项政策，缓解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的冲击。

第二，无论古今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尽管间或也能听到“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不足为惧”的论调，但面对未曾经历过的现象，或许需要谦逊一些。此外，正因为我们无法完全预测未来，所以更需要保留应对那一时刻的“余力”。说得直接一点，不能搁置问题，应该说这是我们对后代的社会责任。

第三，超高龄化和人口减少并非日本固有的问题，全世界都非常关注日本的相关对策。尤其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的出生率都低于日本，其它东南亚国家中，不少国家的出生率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此外，如何应对超高龄社会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因此，即便是从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角度而言，日本集结智慧，展示一种可以妥善应对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的范本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 不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长寿化趋势发展最显著的国家，我们无法充分预测今后人们的寿命将提高多少。因此，“日本未来推算人口（2012年1月推算）”将未来的死亡率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分别做了推算。63万7000人是按中等死亡率推算的数值，高死亡率和低死亡率时的推算数值分别为48万7000人和82万1000人。

(*2) ^ 顺便提一句，在高出生率条件下预计2035年的出生人数将为85万人，2060年为68万人，较2010年的107万人出现减少。

(*3) ^ 换句话说，日本已开始从过去的“人口红利（bonus）”社会（大量在职人员负担老年人的社会）转变为“人口负债（onus）”社会（少数在职人员负担老年人的社会：onus的原意为“重负”），今后这一转变进程还将继续加速。

(*4) ^ “日本各都道府县未来推算人口（2007年5月）”修正了“日本未来推算人口（2006年12月）”的推算数据，与“日本未来推算人口（2012年1月）”相比，推算基础数值等有所不同。不过，新旧“日本未来推算人口”报告中的大趋势并未发生变化，所以此处直接使用了“日本各都道府县未来推算人口（2007年5月）”的推算数值，并未做修正。此外，后文中的“日本家庭数量未来推算（全国推算）[2008年3月推算]”也是如此。

(*5) ^ 此外，即使是在大城市圈中，市町村层面的实际情况也有所不同。仅举一例来说，东京都多摩市是一个典型的诞生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新城，观察它的老龄化率变化情况可以发现，1980年时仅为4.5%，2005年上升至15.8%，2030年预计将猛增至33.0%。这是因为，在城市开发阶段，壮年人口蜂拥而至，所以老龄化率很低，但这一年龄层随着岁月流逝，也步入了老龄队伍。

(*6) ^ 有关国力的概念及其与人口减少的关系，请参阅小林阳太郎、小峰隆夫合编的《人口减少与综合国力——谋求以人力资源立国》（日本经济）评论社，2004年）

(*7) ^ 此外，除了将选举权的年龄规定从20岁下调到18岁外，还应该考虑让年轻人参与一些重要决策过程，如年金这样的涉及代际负担的决策。

(*8) ^ 比如，请参阅Charles Irving Jones著（香西泰 主持翻译）《经济增长理论入门》（日本经济新闻社，1999年）。

(*9) ^ 参考被保险人数的减少率及平均寿命的增长后对支付额所做的调整被称为“宏观经济浮动”。不过，当从年金的物价浮动额中扣除宏观经济浮动部分（约0.9%）后年金额出现下降时，该措施不会生效。实际上，2004年实施年金法修订以来，由于物价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所以宏观经济浮动措施从未生效过，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必要做出修订，以便必要时可以启动宏观经济浮动措施。

(*10) ^ 关于笔者对医疗政策的课题与对策的见解，请参阅岛崎谦治《日本的医疗——制度与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

(*11) ^ 现行制度下，70岁以下人员的医疗费窗口部分负担比例为30%，而70岁以上人群原则上为10%（收入与在职人员相当的人员为30%）。此外，在研究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负担形式时，除了医疗费窗口部分负担外，还应对医疗费的保险费、护理保险的部分负担及保险费、年金的支付及年金的税务处理（扣除公共年金等）等进行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