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外交和对亚洲外交，走向不可分割的局面

对关注东亚局势的许多日美专家来说，今后的一大焦点，在于8月15日的“终战纪念日”前夕预定发表的战后70周年“首相谈话”。针对日本战争中的行为，安倍首相是使用“侵略”（invasion）”、“强制（coercion）”等词语来表述？还是趋附于他的保守派支持者而使用“进驻(advance)”、“人身买卖(trafficking)”等模棱两可的词藻，将他自己的信念贯彻始终？当然，选择后者的话，来自亚洲各国的谴责是可想而知的，日本政府即使无法解决，恐怕也做好了充分应对这种局面的准备吧。

安倍首相谈话的内容暂且不论，就哈佛大学的这件事情来看，表象另谈，实际上日美同盟的支持者们对此一定是相当困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显示出日本的亚洲外交和日本的对美外交这两个以往一直有效的二分法已经行不通了。到底对亚裔美国人来说，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太平洋战争，不是美国和日本的战争故事，而是发生在亚洲地区的残酷战斗，这样的记忆，有的来自他们个人的实际体验，有的则来自亚洲各国的电影、电视节目或文学作品。

亚裔美国人的数量在持续增长，而且越来越具多元化。除了已经形成的越裔、菲裔、华裔、韩裔，当然还有日裔的大规模社区外，印度裔、孟加拉裔、马拉西亚裔美国人等也在增加。他们在种族、宗教、经济、政治方面呈现的多样性，对于整个美国社会和文化都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的，恐怕就是美国的高等教育机关了。入读很多精英大学、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亚裔美国人社区所占的比例尤其地高。

自不待言，从亚裔美国人的经验来看，它催生了往往是压制了个性的“模范少数族裔神话”。亚裔社区的年轻人还给人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们在望子成龙的“虎妈”（指那些实践斯巴达教育的华裔美国母亲）驱使下变成为呆头呆脑的书蛀虫。但是，从美国一流大学亚裔学生辈出这一点上考虑，那么无视他们在政治、文化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作用，就很不明智了。

民族社区中集体记忆的影响力

对许多具有各自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美国人来说，其族裔社区从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共有苦难的历史、心灵的创伤等集体记忆而得以维系的。例如，基于奴隶制度及其造成的永久而深远的创伤而提出道义请求权的非洲裔美国人组织、将纳粹大屠杀和反犹太主义的屠杀迫害的记忆定为永久性纪念日的犹太裔组织、以支援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而著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旨在将20世纪初发生于土耳其的大屠杀认定为种族灭绝行动的亚美尼亚裔美国人、以因社会主义革命而被迫逃亡美国的人们为中心形成的古巴裔美国人组织等等。

实际上，日裔美国人能够在1988年成功地促使美国政府道歉和赔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因为集体记忆，特别是二战期间强行拘留在美日侨这种集体记忆的作用。这种运动必会伴有争议，而由此引发的抗议，既有出自于自己族裔社区内部的，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外部的，认为那些要求是敌对行为或感觉遭到了侵权。但是，这些运动如今在美国已被视为合理正当的主张并形成了为人接受的基础。

在这里你能看到的，是一个远远比白人男性占据了压倒性多数的美国议会更加多元化的美国的真实面孔。也正因为此，新泽西、加利福尼亚、弗吉尼亚等州建立起韩国“慰安妇”铜像不仅丝毫不足为奇，而且它们不仅为韩国人、韩裔美国人，还广为世人接受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