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加速接纳外国劳工的背景下,预计在日居留外国人今后还将继续增多。如何营造共生社会还面临诸多课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外国人医疗体系建设尚不到位。那些苦于适应异国生活、存在心理问题的“邻居”需要怎样的援助?我们采访了心理健康专家。

帮助外国人求医问药的“心灵援助”

“据说由于在适应异国文化方面的问题,移民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本国人的七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挫败感。”

“多文化间精神医学会”理事、大正大学副教授鹈川晃这样说道。“在异国他乡,往往社会地位会下降,收入也会减少。虽然想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却做什么都得不到回报。挫败感日益累积,患上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就会升高。”

鹈川女士等专家把帮助这类外国人求医问药的活动称作“心灵援助”,长期开展教育宣传工作,力图提升援助活动的效果。

该学会创立于1993年,那正是日本国内跨国婚姻数量不断增长的一个时期。“初衷是帮助在日本生活了一年以上的移民和难民适应社会,以及因为留学和工作关系长期接触异文化的日本人回国后重新适应社会。想必今后应对外国人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本学会始终致力于从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视点来解决问题。”

在大学教授多文化社会共生论课程的鹈川女士表示“关爱难民的心理健康是自己的毕生事业”。受中央政府部门和NPO等单位委托,她会定期实施咨询和倾听活动,必要时帮助患者联系精神科,并通过学会和自己的著作,广泛分享在这些活动中获得的所感所想。她的许多见解不仅适用于难民,也适用于面向外国人的日常医疗实践。

不只是语言的障碍

鹈川女士表示,“在开展外国人医疗援助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语言障碍,所以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他们迈出求医问药的第一步,比如提供可以用外语就诊的医疗机构信息,等等”。

“其次,提供援助时需要考虑到各国医疗体系的差异。温哥华是我开展比较研究的对象,在那里,患者首先要接受家庭医生的检查,然后家庭医生再根据需要引荐给专科医生和医院。每个家庭每月只要缴纳6000日元左右的保险费,就可以覆盖就诊、取药和手术等费用成本。而在日本,去医院看病需要付钱,拿了处方去药店买药也需要付钱。要理解自己祖国没有的医疗体系,无障碍地求医问药是很困难的。比如,曾经有个埃塞俄比亚人失眠,看了医生两周后又去检查,说自己还是睡不着。问他吃药了吗,他说你没给我啊。他并不了解需要拿着处方去外面药店买药的这种医疗体系,以为药是从医院领取的。”

大正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鹈川晃。专攻“文化人类学”。重点研究方向是越南女性难民的妊娠、生产和育儿等问题
大正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鹈川晃。专攻“文化人类学”。重点研究方向是越南女性难民的妊娠、生产和育儿等问题

在某些国家,没有要向医疗机构提前预约这种概念。“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和中东国家的患者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时却不能立刻看上病,还会抱怨为什么预约后还必须等上一个月。”

援助人员替当事人打电话给医疗机构,一说想帮外国患者预约,立刻被对方以太忙为由拒绝,这种情况屡见不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告诉对方‘会有翻译陪同’‘有医疗保险’等患者的有利条件,有时候就能约上了。”

如果用英语等语言向患者解释与他们国家截然不同的医疗体系?应该向医疗机构传递患者的哪些信息?在这些问题上,有必要对援助人员开展教育培训。

如果是身体上的疾病,即使国籍不同,出现同样的症状,往往都会得到同样的诊断。难的是治疗心理疾病。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的不同,对自身状态的表述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据说,欧美国家的文化特点是,患者往往会说自己“抑郁”,而亚洲和非洲人倾向于反映头痛、腹痛、喉咙哽咽等身体症状。

“如果是这样,无论是去看内科还是外科的大夫,都会被告知一切正常。这种时候,不能自认为遇到了庸医,便跟义工一起到处换医院问诊,而是有必要考虑抑郁症的可能性。通过‘SEGICAPS(直接表现抑郁症症状的关键词)’(参照文末信息)进行确认,如果三种以上的症状持续了两周,或许就应该帮患者找精神保健专家咨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