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日本的教科書制度在文部科學省審定階段重視的是手續上的透明性,在地方選定採用階段重視的是居民意願的反映。總之,它規定了透明而具有分散性的決定程序,由此成為符合自由民主主義國家憲法的一項教育制度。

不過,這種制度並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主化的直接產物。(*6)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針對文部省(當時)實施的教科書審定工作,以家永三郎教授為代表的教科書撰稿人與出版工作者,以及國中、高中教師們展開了激烈的抗議活動。他們堅持認為文部省的審定屬於憲法禁止的審查行為,曾先後三次向法院提出訴訟。起初,他們大體上都以敗訴告終,但在上世紀90年代卻獲得了實質上的勝訴。法院雖然認為文部省的審定本身符合憲法,但判決文部省提出的各項修改要求是恣意且非法的,此後,文部科學省便遵照這一判決,開始自我控制審定過程中提出修改要求的行為。

上述情況的背後存在著兩個變化。第一,是日本社會開始將自由民主主義視為不言而喻的價值。戰後,儘管文部省內也有一些信奉大日本帝國時代的價值觀、意欲抵制民主化的人物存在,但這些人上了年紀後相繼退休,而接受了戰後民主教育的人們逐漸成為了領導。在法官隊伍中,新老更替的影響也十分顯著。另一點,則始於上世紀80年代後各鄰國對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的批判。當時的各屆內閣力求在成為經濟大國後進一步躍升為政治大國,因此極其重視與各鄰國之間的協調合作,出於對鄰國要求的考慮,修改了「教科書檢定基準」,加入了之前提到的鄰國條目。

實現教科書審定的透明化、控制恣意干預行為的做法,從結果來看,起到了抑制採納各鄰國要求的作用。最初,韓國和中國估計日本政府可以像採取國定制的本國政府一樣,對教科書的內容會出面干預。它們認為,如果向日本的外務省施加壓力,外務省再將壓力轉加到文部省身上,或許就能藉助審定制度迫使教科書出版社和撰稿人採用它們國家的歷史解釋。然而,這與當時日本政府的自由化意願相悖,而且也是一條危險的道路。因為一旦認可了通過審定對教科書進行大幅干預,那就不如說是賦予了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團體一種強制力量,令他們可以將過去保持了相對自由開放的歷史教科書內容轉變為國家主義性質,這有可能帶來與初衷背道而馳的結果。誕生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運動、2011年圍繞教科書的激烈爭論以及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都真切地反映了這種暗藏的危險性的存在。

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前形成的教科書審定過程中全新的自由主義式的運用法,最終頂住了這種劇烈的政治動盪,證明了自身的堅定性。在如今的日本,恐怕那些企圖大幅度改變這種制度和常規的運動,不會有得勢的可能吧。

不過,現在針對歷史教育的內容,來自學術界和教育界要求反省的呼聲卻日益高漲。反省的問題包括:在全球化進程日益發展的當今世界,割裂日本史與外國史的做法是否妥當?歷史教育只要求學生記住枯燥無味的知識是否妥當?等等。10年一次的「學習指導要領」修訂期總歸會來臨,人們期待著這種意見屆時能夠得到反映。(*7)

(*1) ^ 關於制度的表述,主要依據以下材料。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教科書制度概要」(2011年6月)。另外也參考了以下的筆者拙作。Yang Daqing, Liu Jie, Mitani Hiroshi and Andrew Gordon, eds., Toward a History Beyond Borders: Contentious Issues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

(*2) ^ Gi-Wook Shin and Daniel C. Sneider, eds.,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s in Asia: Divided Mem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3) ^ 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採用片區一覽」

(*4) ^ 這是上世紀60年代初期伴隨義務教育教科書的免費發放而引入的一項制度,採用片區與市町村的教育委員會之間可能出現意見分歧。比如,可參考沖繩Times網頁上公布的案例內容。
(編輯部注: 2011年8月,八重山群島的石垣市、竹富町、與那國町的教育委員會構成的八重山採用片區協議會計劃從2012年4月起在採用片區內的國中統一使用育鵬社出版的由「教科書改善會」編寫的公民教科書。「教科書改善會」是從「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分離出來的。由於竹富町教育委員會反對這一採納決定,自行決定採用了東京書籍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編寫的教科書。)

(*5) ^ 三谷博編《歷史教科書問題》(東京:日本圖書中心,2007年)

(*6) ^ 同上

(*7) ^ 日本學術會議的建言「新高中地理、歷史教育的創造—培養適應全球化的時空認識—」(2011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