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集體自衛權

兼原信克指出，在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的「安倍前首相遺產」，主要還是他對既有框架的挑戰。

具有重要意義的具體政策，是重新審視了現有的憲法解釋，使得在一定條件下行使集體自衛權成為了可能。安倍在2006年成立的第一次政權時期就啟動了這方面的嘗試，由此大幅拓展了日本安保政策的空間。

同時，「自由開放的印太」這一戰略概念誕生之前，人們在對該構想加以說明時，往往會把包含東南亞在內的東亞和太平洋周邊地區合稱為「亞太」。而安倍主張，應該將印度洋周邊地區也和「亞太」視為一個整體。這也是一個不拘泥於傳統思維的全新視角。

另外，安倍還呼籲創設日美澳印「Quad」以推進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此前幾乎沒有日本主導倡議主要國家參加某種合作機制的先例，這也可謂是日本外交的一個挑戰。

推進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規則化

安倍還通過簽訂經濟合作協定等舉措推進了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規則化。其中比較重要的或許要數2013年的TPP談判，以及2017年美國退出TPP協定後主導推進其餘11個國家重新談判，並最終促成各成員國於2018年3月簽署了CPTPP協定。

安倍讓內閣官房扮演了TPP談判秘書處的角色。這樣一來，就能以統籌相關部門的形式在推進談判的同時推動國內協調工作。長期以來，日本主導推進國際經濟談判的事例非常罕見，主導完成CPTPP談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