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部門改革停滯不前

總體而言，可以說中國經濟已進入歷史性轉折點。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位居全球第二，主要依靠資源和勞動力投入的「粗放型經濟成長模式」已走到盡頭；並且，依賴於出口的「外向型發展模式」也已達到極限。早在20年前，中國領導人就明確表示，應當向依靠內需的經濟模式轉換。這種認識是正確的。但遺憾的是，這種結構轉換至今尚未實現。

另外一個瓶頸是國有部門改革的遲滯。機構臃腫的國有部門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國有部門存在哪些問題呢？首先，國有企業壟斷了主要產業，享受壟斷利益導致了創新意識的缺乏。另外，國有企業一味地追求規模的擴大，致使總體經濟發展效率低下。更有甚者，國有銀行向國有企業提供巨額流動性（現金），因而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貸款轉變為呆帳。

國有部門的弊端一目了然，但中國政府對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卻並未認真行動。這是因為對中國政府而言，國有部門猶如第二國家財政，是巨額流動性資金的大好來源。

忽視市場機制的人民幣貶值

在經濟衰退過程中，中國政府反覆實施了正統貨幣政策（調整利率和存款準備率），但未見成效。在這種情況下，又是「安倍經濟學」為中國政府提供了啟示。「安倍經濟學」推行貨幣寬鬆政策，扭轉了日圓的過度升值，促進了日圓的大幅貶值。匯率下調無疑在價格上有利於提高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

在中國，人民幣從2005年7月開始升值，截至2015年8月，累計升值幅度達35%。同期內，中國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資每年大致以10%的幅度上漲。毫無疑問，這一趨勢降低了出口製造業的價格競爭力。中國政府以匯率制度改革為由，斷然下調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匯率本來是用於定義國際貿易交易條件的。從中國經濟衰退的角度考慮，可以斷定人民幣貶值是迫不得已的。問題並非在於人民幣貶值，而是政府直接採取下調人民幣匯率的措施。已開發國家的匯率體制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當波動幅度過大時，政府將以市場參與者的身分介入市場，卻不能作為管理者直接決定匯率。

而中國的匯率體制是「參考中央銀行前日一籃子貨幣（currency basket）的變動情況，確定當天的中間價（基準價）」。這一基準價的確定隨意性很強，很有可能大幅偏離市場均衡匯率，因此對市場的影響很大。

中國經濟有硬著陸之憂

關於人民幣貶值，還有一個需要指出的問題。在民主主義國家，經濟政策不是一夜之間改變的，而是國家決策部門反覆與市場對話，在徹底認清市場與投資者的動向之後，最後再推行政策。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國的升息。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RB）主席葉倫（Janet Yellen）反覆向市場發出訊息，以判斷9月是否採取升息措施。

然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未經歷過競選，因此對記者會多有不適，與市場的對話也不夠細緻。儘管中國的經濟發展如此大幅減速，李克強總理卻沒有召開過一次記者會。國家決策部門不與市場對話，貿然採取措施，因此給市場帶來巨大衝擊。

從中國的經濟基礎條件來看，緩慢減速是自然的發展態勢。由於措施不力，經濟波動幅度加劇。中共十八大通過的一系列文件中，有這樣一句重要內容：完善市場環境，使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這個出發點是非常正確的，但遺憾的是，從政策執行情況來看，政府始終企圖凌駕於市場之上。

中國政府應該將股價的暴跌理解為市場敲響的警鐘。人民幣需要貶值，但這不是政府的職責。政府是監督者，負責監控市場交易是否公正，而不應該是市場的管理者。最後要強調的是，中國的資產泡沫已經崩潰，中國政府的政策將決定中國經濟是否走向硬著陸。

（寫於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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