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經驗可供參考

針對強制絕育手術進行補償和謝罪的問題，德國和瑞典已有先例。在德國，對於納粹時代的優生學絕育手術和安樂死計畫的受害者，從1980年開始進行補償。但是，這包含在德國實施納粹的戰後補償的固有結構，對日本而言，瑞典的經驗可供參考。

1997年8月，具影響力的瑞典報紙《每日新聞》（Dagens Nyheter）刊登了一連串的企劃報導，讓瑞典的絕育手術問題浮上檯面。政府對這則報導的反應相當迅速，立即成立特別調査委員會。1999年1月，委員會將調查結果彙整成中間報告，其內容是否定1937～75年的絕育手術是在完全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應該賠償每位被害者17萬5000克朗（約200萬日圓=約60萬臺幣）和謝罪。並據此制定了法律，已進行1600件以上的補償。

民主主義有可能犯錯，但同時也是犯錯後可進行修正的體制。因為社會的價值規範不斷變化，幾十年前的政策比照今日的規範已經不合時宜，仔細檢視就知道明顯是錯誤的。當面臨到這樣的情況，盡速啟動調查，誠實地補償和謝罪，才是成熟的先進社會。

漠視心智障礙者人權的日本

和瑞典相比，日本豈止是對於身心障礙者能夠擁有家庭的基本人權相當鈍感，甚至直到最近才意識到過去被剝奪這項權利的人應該給予賠償，可以說非常冷酷無情。

一直以來，這項法律的遺傳概念或是其強制性的問題斷斷續續地被提出，可是沒有任何影響。但是，1994年的聯合國人口開發會議或是95年的世界女性會議，在國際上優生保護法的過時性被視為問題後，相關條項被立即刪除。最近，聽說政府即執政黨不等待訴訟結果，已經著手準備專為救濟的特別法。因為當事人的年事已高，而且證據或記錄不充分，勢必需要高層次的政治判斷，這個問題需思考新型態的補償辦法。

過去，精神疾病患者或是心智障礙者的基本權利在政策上遭受侵害，受害者長期以來被漠視，當正視到這個事實時，不得不承認日本社會哪裡出現了重大缺陷。尤其是政治家、官僚、大眾媒體、學術界抹滅了知性想像力，對社會公正的感覺變得遲鈍，也是原因之一。懷著高度的自我警惕之心，就此擱筆。

標題圖片：針對強制絕育手術提起訴訟，前往札幌地方法院的律師團，2018年6月28日，札幌市中央區（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