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危機事態與「與我國關係密切之他國」

其後，2005年的日美「2+2」（安保諮商會談）也提及臺灣海峽，直至今日，無論在日美之間或是日中之間，亦不時提及「臺海和平與穩定」。此外，最近更見於G7（七大工業國）峰會及日美韓領袖會談，此論述已趨於定型並廣獲國際社會採用。

另一方面，若臺海問題無法和平解決，亦即中國訴諸武力時，日本國內也持續推進相關應對的制度整備。其中之一即為第二次安倍內閣時期確立的安保法制。

2025年11月7日，針對國會議員岡田克也詢問「何種情況將構成存亡危機事態」，首相高市早苗的答覆亦與此論點密切相關。針對「採取何種手段將臺灣完全置於中國北京政府統治下」的質詢，高市首相表明：「倘若涉及出動軍艦且伴隨武力行使，則無論怎麼思考權衡，皆屬於足以構成『存亡危機事態』的狀況。」。

但高市首相此前亦曾強調，應「根據實際發生事態的個別具體狀況，綜合一切情報予以判斷」，並指出存亡危機事態的內容均依《事態處置法》第2條第4項規定。該條文載明：「與我國關係密切之他國遭受武力攻擊，致令我國之生存遭受威脅，國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權利明確面臨從根本被顛覆之危險狀態。」

問題在於，「與我國關係密切之他國」究竟指的是何方？日本政府對此已多次論述，例如2017年3月14日，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曾於眾議院院會表示：「除了美國之外，符合該定義之他國的可能性，在現實上雖極為有限，但終將根據個別具體情勢判斷」（第193屆國會眾議院院會）。這意味著基本上指涉美國，但也可能是其他「國家」。事實上，日本亦反覆進行以日美聯合行動為設想前提的演習訓練。

其次，關於美國以外的「他國」，針對2015年7月21日的《關於存亡危機事態書面質詢》（水野賢一議員，第189屆國會．參議院），日本政府於同日回覆的答辯書中稱：「所謂『與我國關係密切之他國』，泛指面對外來武力攻擊時，具備共同應對危險之關切，並表明願與我國協同採取應對意志之國家，其中亦可包含與我國未具正式外交關係之國家。」（內閣參質189第202號）

綜上所述，根據日本政府立場，美國無庸置疑涵括在「關係密切之他國」內，基本上預設為日美之間的集體自衛權。但法律條文保留了「根據個別具體情勢判斷」的空間，將對象擴及「未具正式外交關係之國家」，實則已將臺灣納入適用範圍。

即使相較於過往在日美安保條約框架下思考臺海問題的傳統論述，此舉在「邏輯上」或許跨出了一步，但在實務層面，日本自衛隊預設的協同作戰對象仍以美軍為主，並未與臺灣軍方進行此類演習。

就此點而言，基本上涉及存亡危機事態而發動集體自衛權，在實質運作上仍立基於日美框架。即使理論上「他國」也包含臺灣，但這種詮釋是將全球包含無邦交國皆視為潛在對象的延伸。由此觀之，很難斷言2015年7月21日的書面質詢答辯，是特別針對「臺灣」所進行的討論。

標題圖片：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右）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於上海機場，向前來送行的群眾揮手致意。（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