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协议、推迟上调税率上调与官邸主导的时代
“为了让安倍经济学切实取得成果，我们决定把消费税率上调至10%的执行时间推迟18个月。对此将问信于民”。2014年11月，安倍晋三首相解散了众议院。
在租税政策上，党机关地位高于政府的现象饱受诟病。2009年，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废除了党税调，将权力统一到政府税制调查会。民主党政权最初对提高消费税率态度消极。但雷曼危机之后，在税收急剧下滑的情况下，民主党不得不转变了方针。
菅直人首相认为如果是以加强社会保障的名义来增税，便能够赢得选民的支持，于是开始着手提高消费税率。2011年出任经济财政担当大臣的与谢野馨得到财务省的支持，整理出了一个到2015年度逐步将消费税率提高到10%的方案，菅直人为其背书，整个过程就是以这样一种官邸主导的形式推进的。后任野田佳彦首相恢复了党税调，但只是作为缓解紧张关系的平台，税制改革仍由官邸主导推进。
针对这种动向，自民党税制调查会的高层也给予了配合。自民党税调协调党内意见，认可了民主党的方案，最终促使民主、自民、公明三党就“2014年4月起升至8%、2015年10月起升至10%”的方案达成一致，消费税增税法案于2012年8月获得了通过。
这一年，自民党重夺政权。在12月组建的第二次安倍内阁中，经产省官僚被重用为官邸幕僚。提出安倍经济学的安倍担心增税导致景气受挫，并未对履行三党协议表现出积极态度。
针对2014年4月上调消费税率一事，也是通过与经济产业省希望展开的法人税改革相结合的形式，才终于予以认可的。财务省与官邸和经产省沟通协商，党税调被排除在了外围。此时，财务省向安倍提交了一份报告，预测即使将消费税率上调到8%，也不会导致GDP负增长。但实际上却造成了负增长。
安倍对财务省产生了不信任感，于是在2014年11月宣布推迟上调消费税率，并解散了众议院。举行大选后，执政党基本维持了现有议席数。安倍又在2016年6月表明了再次推迟两年半上调税率的方针。
据认为，这些延期决定都是经产省官僚主导的。财务省和党税调被排除在了决策过程之外(*4)。2017年大选，安倍虽然宣称将按计划上调税率，但在选举承诺中提出将把税率上调2%所产生的超过5万亿日元增收税金中的大约一半投入到帮助国民抚养子女等方面。原定用于偿还账务的增收税金将被用作政策经费。财务省期待的财政重建渐行渐远。
消费税与今后的日本政治
交易税的失败与舒普建议拖延了引入一般消费税的进程。逐渐抛弃过去的所得税中心主义开始转变思路的主税官僚们认为，从政治角度考虑，要上调税率的话，一般消费税比个别消费税更容易一些。但过去在提高一般消费税率问题上态度积极的历代政权总是败选。鉴于这种情况，政界的主流态度是如果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就不要对消费税下手。在“族议员”的全盛期，那些大多都拥有安定选举地盘的“内部人士”还能够时而做出一些不受选民欢迎的决断。但在官邸主导的时代，作为执政党党首的首相在做决断之际就不得不通盘考虑对党运的影响了。
尽管如此，但在2017年的大选中，虽说调整了用途，可安倍政权还是从正面提出上调消费税率，并赢得了胜利，这在日本政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许永田町的风向也将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相对于自民党税调在党内影响力的下降，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开始拥有了更强的存在感。安倍决定在消费税率上调至10%的时候引入减轻税率，正是顾及到了公明党。公明党的支持基础主要是低收入群体，出于对这部分人的考虑，公明党倾向于在消费税制问题上保持谨慎。只要自公两党继续联合执政，那么公明党的动向也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消费税决策重心的位置变化反应了日本政治整体重心的变化。也就是经历了从中央政府部门（官僚）到党派（族议员），再从党派到官邸（首相）的过程。消费税制的未来掌控在官邸主人的手中。只要是这种模式，那么任何人都一样。
＜参考文献＞- 石弘光 《现代税制改革史 从停战到泡沫破灭》东洋经济新报社（2008年）
- 泉美之松・忠佐市・平田敬一郎（编）《昭和税制的回顾与展望 上卷》大藏财务协会（1979年）
- 加藤淳子《税制改革与官僚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 上川龙之进《小泉改革的政治学：小泉纯一郎是不是真正的“强人首相”》东洋经济新报社（2010年）
- 岸宣仁《税的攻防》文艺春秋（1998年）
- 木代泰之《自民党税制调查会》东洋经济新报社（1985年）
- 清水真人《财务省与政治》中公新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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