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狂是一种病

警察、律师和检察官能够在法律范围内处理了这一案件。但内泽说，“没有人真正与受害者感同身受，并愿意站在受害者一方共同战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再多学习一些跟踪狂的心理和行为规律。表达了谢罪之意却仍然被抓——A无法解开这个心结，也是引发了第二次犯罪的一个原因。（受害者和加害者双方的）律师如果多一些跟踪狂相关的知识的话，我想第二次的骚扰行为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被跟踪狂的死缠烂打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内泽，在遭遇第二次骚扰时，也开始了有关跟踪狂的相关信息了。之后她了解到，部分跟踪狂其实是“病患”。即便根据《反跟踪狂法》或者以恐吓罪最长判个一两年，也无法保证犯人出狱后不会再次进行跟踪骚扰。必须要治病。在这个过程中，内泽得知了专门为跟踪狂做心理咨询的小早川明子（NPO团体Humanity理事长）的存在，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支持者。

“在A等待判刑的拘留期间，小早川女士跟A面谈过20分钟左右，当时A同意接受治疗。”但之后A又翻脸不认账，一口咬定自己“是酒精依赖，不是跟踪狂”，拒绝住院治疗。内泽曾经恳求在A出狱后，依然用接近禁止命令约束他，但被香川县警察局驳回，现在连A在哪里也不得而知。

内泽说，“想要让跟踪狂意识到自己是得了病，并能促成其接受治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必要联合专家一起来做，但目前这种体制还不完善。我希望政府能够划出一些预算，来培养掌握了跟踪狂行为原理、拥有专业知识的咨询师，配备到全国各地。可以全天候24小时受理咨询业务的电话和网络平台也是必要的。”

作为受害者继续发声

在为应对第二次跟踪狂而奔波的同时，内泽下定了决心，即便违反和解协议，也要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写出来。她说：“刚开始我很纠结，因为受限于和解协议，一些工作上该写的东西东西我不能碰。慢慢地我认识到，为了让大家知道在跟踪狂的案件中，只有受害者不得不到处搬家到处躲藏，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的现状，也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加害者有必要接受治疗，我必须要把那些东西写下来。之所以跟踪狂的受害者们难以象‘#Me Too’运动那样地团结起来，就是因为她们害怕暴露在公众面前，之后再度招致跟踪狂的骚扰。既然愿意站出来的人太少，那我就必须要发出声音。”

内泽说她希望警察与司法相关人士也能来看一看这本书。“越是需要治疗的跟踪狂越危险，最终可能会酿成恐吓或伤人等刑事案件。跟踪狂的咨询窗口是警察局的生活安全科，所以有关治疗跟踪狂的演讲，也只有安全科的人来听，没有跟刑事科人员共享这些信息。所以希望大家至少能看一看我的这本书。”

内泽2018年起开始在《周刊文春》上连载自己作为跟踪狂受害者的经历后，A恼羞成怒，跟咨询师小早川女士取得了联系。虽然小早川女士成功地安抚了A的情绪，但今后会怎样依然是未知数。

“我现在也没有公开自己在岛上的住所。快递和邮件我也不直接在家里接收。这件事情让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因为乳腺癌切除了两侧的乳腺，也包括来到岛上生活，我的人生迄今有过多次迂回曲折。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不这么想又能怎么办呢？”

采访/撰文：日本网编辑部 板仓君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