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退出寬鬆問題上應該考問的是財政的可持續性

——擔任總裁期間，許多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主張「通貨緊縮是一種貨幣現象」，這種說法成為了抨擊日銀「消極態度」的口號。

這與「擺脫通貨緊縮」、「克服通貨緊縮」等說法充斥整個社會有關。本來，通貨緊縮這個詞的意思非常模糊，具有多種含義，導致圍繞金融政策的討論變得含混不清。政府和經濟學家將之定義為物價的下跌。而國民並沒有把物價下跌稱為通貨緊縮，而是用通貨緊縮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生活不安定的狀態。這就出現了一種國民所說的通貨緊縮和經濟學家所說的通貨緊縮含義不同的現象，這是一個很魔性的詞，擁有讓人聯想起上世紀30年代的召喚力。

此外，海外經濟學家對日本經濟的理解不足也產生了影響。日本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只要物價上漲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他們基於錯誤的認識，提出擺脫通貨緊縮和實施大膽金融寬鬆政策的手法，並不斷展開討論。

屢次聽到他們認為通過金融政策就可以解決日本經濟的問題這種論調後，國民也會受到影響。雖然我認為民眾並不覺得光靠金融政策就能解決問題，但恐怕也難免會琢磨「如果金融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問題，不妨嘗試一下？」。

近期，我們較少聽到那種宣稱只要貨幣供應量增加（Monetary Base）就能解決通貨緊縮和日本經濟的問題這種論調了。但仍然有人認為，「只要進一步增加，就會產生效果」、「實際上已經產生了效果，只是由於長年通貨緊縮導致通貨緊縮心態根深蒂固，所以物價始終沒有上漲」。如果要問大家對非傳統金融政策和量化寬鬆政策效果的評價是否發生了重大變化，我的觀點是還沒有發生變化。

一個理由是，前面提到的關於金融寬鬆政策與匯率關係的誤解還沒有消除。2012年夏季以來，影響日圓匯率變動的最大因素一直是世界經濟的動向，而這一點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理解。

——請您談一談日銀的非傳統金融政策退出論的視角和觀點。

我不想評論當前的金融政策。如果要說擔任總裁時的想法，我當時認為非傳統金融政策退出論在本質上和金融政策的技術論並無關聯。金融政策的退出在技術層面並沒有什麼難度，通過調高日銀活期存款利息水準就可以實現。在這一點上，現在的情況和零利息制度的2006年時的量化寬鬆的退出截然不同。

退出的難度在於，在長期低利率的前提下，已經形成了各種「頭寸」。在國債市場上，如果出現利率上升，將對持有國債的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在外匯市場上，將會出現日圓升值的動向。這樣一來，不僅會對金融系統的穩定產生影響，物價上漲率也會降低。最大的問題是長期利率上升對財政平衡的影響。如果畏懼這些問題，就只能一直實施金融寬鬆政策，這又會進一步膠著現狀。應該認真思考的是財政的可持續性。這是最重要的退出論，而非金融政策的退出論。

如今，日本經濟面臨的問題無法依靠金融政策來解決，旨在提高生產率的措施必不可缺。雖然以前就已經看清了這個問題，但近年來人們對這一點的認識不斷加深，也讓我更堅信了自己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