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非法居留者（非正規居留者）」
在4月舉行的抗議修改入管法的緊急線上活動中（由「移住連」組織），被發出出國命令的非法居留者也參加了該活動，並闡述了所處的困境。其中有一位17歲的迦納人，名字叫Miracle，其父母於1992年持旅遊簽證來到日本後，在埼玉縣的一家工廠開始工作。她出生於2003年。雖然在日本出生和長大，但是沒有合法的居留身份。
當她開始上小學時，其父在一個入管機構中被拘留了8個月，後被釋放後一直處於「假釋」狀態。由於不被允許工作，她們的生活費和教育費不得不依靠支援者來支付。其母積極參加當地兒童食堂和養老院的志工活動等，並很好地融入到了當地社區。其父雖身患癌症，但由於無法加入國民健康保險，無論住院還是手術都很難辦到。
她目前是一名高三的學生，希望明年春天能進入一所護理大學，將來成為一名助產士。她一家人希望申請「在特」，但在目前的情況，極有可能只有她本人會被允許留在日本。
Miracle抱怨地說道：「如果只有我一個人獲得了簽證，是無法讓我接受的。一家人不能在一起的話，就沒有意義了。」
鈴木教授指出：「就像Miracle一家那樣，有很多人在獲得假釋後在日本逗留了10年或20年。自2015年左右開始，在假釋期間禁止工作的規定被嚴格執行，這樣一來增加了假釋人員的支援者的負擔。特別是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和正在接受治療的假釋人員，在教育和醫療費用的負擔過重。」
排斥始於「減半計畫」
1980年代後半期，在泡沫經濟造成的嚴重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下，沒有工作許可的外籍勞工數量急劇增加，他們在建築工地、工廠和餐館工作，支撐了日本社會的發展。
為了應對「非法」勞工數量的迅速增加，政府對接受外籍勞動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結果是當時的內閣決定不接納所謂的「單純勞動者」。在1989年12月，對入管法進行了修訂（次年6月生效）。修訂後的法律確立了一種新的居留身份，即「定居者」，對其就業沒有任何限制，那些從前移民海外的日本人的後代，即第三代日裔外國人（包括其配偶和未婚未成年子女），被授予了「定居者」的身份。
鈴木教授指出：「政府的官方政策是只接受來自『前門』的專業性、技術性勞動者，但勞動力市場實際需要的是從事所謂『單純勞動』的勞工。為了取代來自『後門』的非法居留者所承擔的『單純勞動』，政府創建並擴大接納來自『側門』（不作為勞工被接納，但在合法前提下可被允許工作）的日裔外國人、研修生和技能實習生。雖然政府表示不會接納來自『後門』的勞工，但有很長一段時間，非法居留者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必要之惡』而被容忍。那是一個『漸進式排斥』的時代。因此，即使在1989年修訂的《入管法》被實施後，非法居留者的數量仍在繼續增加，並在1992年達到約30萬人。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這個數字逐漸在減少，但在21世紀初，非法居留者的數量仍超過了25萬人。」
自2003年12月宣佈「減半計畫」（旨在未來五年內將『非法』居留者數量減半的計畫）以來，對非法居留者的管控變得更加嚴厲。鈴木教授指出：「其原因是已經將接納外籍勞工從後門轉移到了側門，換句話說，作為非法居留者的外籍勞工已經變得『不必要』了，這也是政府內部關於通過前門擴大接納的討論的開端。由於從『逐步排除』到『徹底排除』的轉變，『非法』居留者的數量從22萬人（2004年）急劇下降到15萬人（2008年）。與此同時，在這一時期，『在特』也得到了積極利用，近5萬人在5年內實現了合法化。」
法務省於2006年公佈了「特別居留許可指南」（2009年修訂），其中指出，與日本國民或永住者結婚，或有子女的長期居留家庭等情況是屬於積極因素。然而，近年來，這些準則並不總是得到尊重，甚至在過去會被批准「在特」的情況，現今也不能得到批准，而是被發出了出國命令。
此外，為了迎接東京奧運會的召開，自2015年起收緊了對假釋人員的管理。在此之前，假釋人員的就業實際上是被默許的，但根據入管局局長發出的關於「加強對假釋人員行動的監控」的通知，監控得到了加強，包括入管局的職員突然入戶走訪，因被發現在工作後就被拘留的人數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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