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韓國的攝影師梁丞佑：通過鏡頭探尋日本社會底層——黑社會、流動商販、無家可歸者

2017年，韓國攝影師梁丞佑榮獲了日本最高攝影獎——土門拳獎。他憑藉黑白寫真集《新宿迷失的孩子》成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外國人，這部寫真集拍攝的是生活在新宿歌舞伎町的人們。為了慶賀其最新寫真集《行李》的出版，今年年初在六本木的禪攝影畫廊（Zen Photo Gallery）舉辦了梁丞佑攝影展。該系列作品拍攝的主題為無家可歸者的行李。定居日本後，梁丞佑除了以攝影師的身份活動之外，還做搬運工、油田勘探員、流動商販等多個領域的工作，在此次採訪中，我們請他對以往的工作經歷進行了回顧，並聽取了他對自己最新寫真集的感想。

連相機都沒摸過就上了攝影學校

梁丞佑在韓國西南部一個寧靜的村莊出生並長大。小時候，他曾夢想成為世界拳擊冠軍，但他生活在偏遠鄉村，家附近連可去的拳擊館都沒有。他說自己大約從國2開始就有點學壞、偏離正途了，即使在23歲服完兵役後，仍然與品行不端的夥伴混在一起，終日無所事事。後來為了尋找「其他什麼地方」，決定「漂洋過海前往日本」。

梁丞佑30歲來到日本，先上了半年日語學校，他回憶道，「生平第一次拼命學習，感覺好像從腦袋裡往外冒熱氣」，後來終於掌握了日語。為了獲得學生簽證，他申請進入攝影專門學校學習，這成為他此後人生的轉捩點。對此他笑道：「並不是因為對攝影感興趣，只不過是選擇了這個地方而已。」

儘管在此之前連照相機都沒摸過，但在專門學校裡，梁丞佑卻被攝影的魅力所吸引。他靠著獎學金和打工籌集學費，繼而進入東京工藝大學攝影專業，專攻新聞攝影。他牢記指導教授大石芳野（新聞攝影師）的教誨——「拍你自己喜歡的即可」，來到歌舞伎町，從星期5到星期日晚上以瓦楞紙屋為基地進行拍攝，平時則在大學的暗房裡專注於沖洗底片，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在長達8年的時間裡，他一直用鏡頭記錄著歌舞伎町的真實場景。

歌舞伎町的生存之道

梁丞佑說：「剛開始拍攝歌舞伎町時，我以為華麗的、具有衝擊力和刺激性的照片，比如記錄事件或事故的照片才是『好照片』。」。他甚至不回家，在地上鋪上紙箱睡覺，「因為我擔心如果不一直呆在那裡，可能會錯過什麼事情」。他只有一個想法，就是這決定性的瞬間不要被其他人拍攝到。

他甚至做好了被街頭遊蕩的黑社會成員毆打的心理準備，直截了當地找他們搭話：「我是學攝影的，可以讓我拍一張照片嗎？」幾天後他去給對方送沖好的照片，對方很開心，允許他拍攝有紋身的背部、有斷指的手以及浸泡在福馬林中的手指，他們之間建立起了信任關係。

後來，在深夜的歌舞伎町，梁丞佑偶然目睹了一個獨自睡在紙箱上的孩子，從此，他鏡頭的焦點逐漸發生了變化。

「我感到奇怪，為什麼會有孩子在這個時間睡在這裡？當我換個視角走在歌舞伎町的街道上時，發現這樣的孩子數量驚人。孩子們一直在外面等候在夜店工作的媽媽。原來歌舞伎町並不只有黑社會，如果你真的喜歡這條街道並想拍攝它，就必須拍攝出它的其他多個側面」。

於是照片越拍越多，最終寫真集《新宿迷失的孩子》問世。然而，在被禪攝影畫廊出版社「發掘」之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歷盡艱辛，嘗過骨頭。無論把作品拿到哪裡，都會被對方拒絕，理由是「雖然有趣，但拍攝的是黑社會，所以無法出版」，他一度幾乎想放棄攝影。

他在心裡盤算著，就這麼普普通通放棄了攝影也太丟臉了，還是故意出點事故讓自己受傷，然後以此為藉口停止攝影為好。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採取了非同尋常的舉動，從新宿前往當時租住在池袋的公寓，一路上他一步也不停歇地連續進行拍攝。

第2天醒來時，雖然渾身酸痛，但並未受傷。當他沖洗相機中的底片時，發現所有的紅綠燈都是紅的。看到自己真的沒有在紅燈亮起時停住腳步，他不寒而慄。在這場危險的賭局中倖存下來後，他深感「是歌舞伎町讓我活了下來」，於是他再次下定決心，「那就再努力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