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罪與罰》體驗到的感官刺激

──龜山先生，您第一次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我15歲讀國中3年級的時候。父親給孩子們買了《世界文學》（中央公論出版），我的6個兄弟姐妹都不看，我怕父親失望，隨手拿起的正好是《罪與罰》。當時我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剛開始閱讀時，從書名看誤以為是一本法律書籍。在我看來，這真是「命運的選擇」。幸運的是，很快就出現了可謂《罪與罰》亮點的精彩場景，主角、年輕的拉斯柯爾尼科夫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婦人。如果這段場景出現在結尾，我肯定無法堅持讀到最後。

作為一個15歲的孩子，我被謀殺場景喚起了幾乎可以說是感官上的興奮，並將自己當作拉斯柯爾尼科夫，以至於多次被噩夢驚醒。時隔50年，我和一位同學重逢，後來他寫信告訴我，當時我曾透露說「自己手上的血腥味無法消除」。我自己都不記得這件事了（笑），我竟然如此之深地將拉斯柯爾尼科夫這個人物形象投射到自己身上。無論是在此之前還是在此之後，我都沒有如此沉浸在一部作品中。

──您在15歲時，從《罪與罰》中領悟到了什麼呢？

我領悟到的應該是「誠實是最重要的」。雖然拉斯柯爾尼科夫對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婦人這一行為本身並不感到內疚，但他在成為罪犯之後經歷了巨大的孤獨和恐懼。這種恐懼正是降臨到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的懲罰。對於將自己等同為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我來說，這也是一種可怕的感覺，我在讀這本書時一邊感覺驚心動魄，一邊對罪惡和寬恕有了深刻的思考。現在回想起來，與《罪與罰》的邂逅對我的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建議大家一定趁年輕讀一讀這本書。

──您是因為對《罪與罰》如此著迷，才潛心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並立志成為一名學者的嗎？

並非如此。《罪與罰》給我留下的印象過於強烈，一段時間之內我反倒不太願意碰作家的其他作品。在閱讀了莎士比亞和卡夫卡的作品之後，讀高二的時候，我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閱讀中再次面對杜斯妥也夫斯基，但那是一次很痛苦的經歷。我根本無法進入作品所描述的世界中，大概閱讀到5分之1的地方就迷失了方向，我無法弄清弑父真凶到底是誰，而這正是這部作品的主題。受這次痛苦經歷的影響，我在翻譯時一絲不苟，從語言的節奏到人物的稱謂都追求完美。

我曾計畫在大學主修美國文學。但是我瞭解到，考入東京外國語大學的英美語系很困難，而俄語系相對容易一些，於是我改變了志願，而且一入學就創辦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研究會。不巧的是，因為當時正趕上學生運動，暑假一結束就停課了。此後我幾乎沒有去過學校，在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度過了4年大學生涯。

──在日本，杜斯妥也夫斯基自二戰前就一直是最受歡迎的外國作家之一，至今仍深受眾多讀者的喜愛，龜山先生的新譯本《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光文社文庫出版）累計已售出125萬部。為什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在日本經久不衰呢？

在日本，明治時期出現了兩次杜斯妥也夫斯基熱潮。1917年，《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首次從俄文翻譯過來，引發了第3次熱潮。之後，由小林秀雄等評論家掀起的第4次和第5次熱潮在太平洋戰爭之前和之後接踵而至，而由大江健三郎領導的第6次熱潮在1968年前後的學生運動期間到來。如今第7次熱潮如火如荼，村上春樹就曾經表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對自己有重大影響。這次熱潮似乎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儘管沒有做過什麼宣傳，但是日本杜斯妥也夫斯基協會的會員已經發展到了400多人。2022年8月，3年一度的國際杜斯妥也夫斯基學會將在名古屋舉行，希望屆時會員人數達到500名。

我不時地探尋讀者的感想，與西方不同的是，日本並不重視宗教方面的因素。反倒感覺有一種超越宗教的傾向，即把作家的存在本身視為自己的救贖，認為自己是唯一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通過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獲得活下去的信心。

我自己在讀《罪與罰》時也認為，我是唯一能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杜斯妥也夫斯基本人通過他的小說，告誡讀者要「放棄自命不凡」，但我們越讀就越變得裝腔作勢(妄圖炫耀自己的知識和修養)和傲慢。就像硬幣的兩面一樣，這也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魅力之所在。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墓地，位於俄羅斯的聖彼德堡（時事）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墓地，位於俄羅斯的聖彼德堡（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