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之间的气候变化谈判

直至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这种冷战后的理想主义勉强发挥了作用，但进入21世纪后，它就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而崩溃了。导火索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停滞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是站在理想主义的框架之外。具体表现是，就在各方围绕京都议定书展开热烈讨论之中，美国上院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伯德・黑格尔决议（Byrd-Hegel Resolution），决定不批准带有削减义务的协议。这个决议至今仍然有效。

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国会议（COP15）召开，围绕延长《京都议定书》有效期限的谈判破裂后，奥巴马总统主导推出了《哥本哈根协议》。当时，尽管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声明，但中国还是坚决反对将削减数值写入其中。于是，2015年出台的《巴黎协定》一方面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将应对措施的决策权交给主权国家，允许各国确保自身利益，重新回到了司空见惯的一般国际协议的形式上来。具体地说，就是打出了一个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与工业革命前相比，未来的气温上升幅度将控制在两度以内；同时，具体措施则交由各国提出的CO2削减对策等政策组合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