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沒有故鄉的人——漫步鹿兒島市

受到歷史洪流玩弄的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

談起薩摩出身的維新志士，大概沒有比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更著名的了。這兩人幼時都住在加治屋町，在「鄉中教育」制度中成為好友。西鄉在薩摩藩曾多次獲罪流放外島，都是大久保替他向藩政府說情，請求原諒。幕府末期，兩人為創立新政府而共同努力，1867年王政復古後也都成為明治新政府的重要人物，活躍一時。

大久保利通銅像 Ⓒ李琴峰

然而，1871年派遣的遣歐使節團（岩倉使節團），大久保參加了，西鄉則留守日本，這為兩人日後的友情裂痕埋下了遠因。1873年，兩人在要不要對朝鮮派兵一事上，意見產生對立，親眼見過歐美現代文明的大久保主張應該優先治理內政，而西鄉則主張應該出兵。兩人最終決裂，西鄉於1874年罷官歸鄉，回到鹿兒島，在故鄉設立私學，培育後進。3年之後，1877年，一群對新政府懷恨在心的鹿兒島士族簇擁西鄉起兵，西鄉於是發動西南戰爭，並在8個月後兵敗自刃。碰巧的是，就在西鄉自盡的隔年，大久保也在東京遭到暗殺過世。兩位昔年摯友受到劇烈變化的時代所擺弄，而被迫互相殘殺，這樣的人生實在太過戲劇化且賺人熱淚，因而多次成為歷史小說與電視劇的題材。

受到正向傳述的明治維新

然而漫步鹿兒島市區，四處探訪史蹟時，我所感受到的與其說是思古幽情的感動，反而比較像是一種落寞──明治維新的歷史，在這塊土地上總是以過度正向的方式受到傳述。

比如有許多解說牌都提到，除了西鄉與大久保外，村田新八、東鄉平八郎、山本權兵衛等等，幕末時期的薩摩之所以出現那麼多偉人與重要人物，主要原因之一該歸功於當地盛行的「鄉中教育」。鄉中教育是薩摩藩獨有的青少年教育體制，沒有老師，而是由住在同一個地區（稱為「鄉中」）裡的年長者負責指導年幼者。青少年被分為6歲至15歲的「稚兒」、15歲到25歲的「二才」，以及25歲以上的「長老」（年齡都只是大致劃分），各自擁有不同的任務與角色。

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上下關係極為嚴格，年長者所說的話便是絕對，不允許反駁與辯論，用現在的話來講，大概相當於日本所謂「體育會系」的感覺。理所當然地，當代體育會系的組織中常可觀察到的那些問題：霸凌、職權騷擾、毅力論、精神論等等，當時想必也不可能沒有。再說了，這樣的教育體系中，只有男性能接受教育。然而鹿兒島解說鄉中教育的方式，只是一味將其美化為創造「日本現代化原動力」的制度並予以肯定，而未曾以批判視角審視其可能有的問題。此外，對於蝦夷地（北海道）的開拓，也只強調拓荒者的功勞與苦勞，而未談及阿伊努民族（日本的原住民）所受到的影響。歷史總是一體兩面，敘事者往往只刻意挑選其中一面來述說。

不過這其實也是理所當然的，畢竟對鹿兒島這塊土地而言，明治維新那段歷史，是驕傲，是歸屬，也是一大觀光資源，當然只能正向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