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路線崩潰

就1972年以後的美中關係而言，美國一直認為，即使政治體制不同，中國的實力也將對國際秩序產生有意義的效果，甚至還有可能促使未來發生政治體制的變化，這種期待組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因此，參與中國事務被賦予了正當化色彩。事實上，特定的商界和政治家、政府高官都曾是參與路線的守護者。長期以來，就美國國會和一些非政府組織（NGO）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批判，他們一直斷言，那只不過是（美中關係的）雜音，只要管理好就無妨。

然而，歐巴馬政權後期，尤其是2014和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期待值降低，參與路線面臨嚴峻形勢，並在2018年開始逐漸走向了崩潰。和參與派同氣連枝的眾多前高官、中國問題專家，也開始質疑和批評中國在國內外（尤其是國外）進行的干預現有秩序和各國社會的做法。

當然，目前還不能斷言參與的想法已經完全消失，沉沒成本和商界發出的難以找到替代供應商和銷售市場的呼聲，或將繼續構成參與勢力的源泉。同時，學院派認為，從長遠來看，為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認為權力更替時霸權國與挑戰國之間大概率會發生戰爭的思維）」，美中有必要形成共識，謀求共存，這種和平論調也根深蒂固（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學教授格格雷厄姆·艾利森）。

不過，美國對華認識的惡化，導致「基於期待的參與」這樣一個延續了40年的對華政策核心開始動搖。歐巴馬政權確實注意到了中國的崛起給安保秩序帶來的問題，但針對美軍和政權外部發出的警惕論，歐巴馬政權始終謹慎地在參與和（長遠性的）防備兩者之間保持著平衡。

歐巴馬政權預測中國對美國霸權或者說結構性權力構成威脅還需要一些時間，所以優先考慮了通過外交手段和中國進行對話。這引發了地區的焦慮情緒，導致針對其亞洲再平衡政策的評價極度惡化。川普政權上臺後，認識到面對中國的勢力增長，已經沒有多少嚴陣以待時間了，而且中國的挑戰已經嚴重動搖了民主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的根基，於是，政策軸心開始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