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大劇院的誕生：國民的或者說為國民而建的劇院

「國家大劇院」發源於歐洲。隨著歐洲各國朝著市民而非王侯貴族掌管政治的社會過渡，逐步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國家大劇院也同步登場。這是此前長期被許可制和審閱制限制表達的市民終於贏得「自由」的象徵，正因為進入了一個市民掌控政治的時代，所以大劇院也是人們試圖培養堪當其責的修養和判斷力的意願的結晶。

不同於封建時代的宮廷劇場，國家大劇院的本質在於一種形象姿態：既不是國家也不是少數特權階級，而是廣大民眾（Nation）尋求建立的「國民的或者說為國民而建的劇院」。而正因為是納稅的「眾人」的劇院，所以人們要求收稅的國家負擔支出。

另一方面，為了穩定民族國家體制，國家也一直對國家大劇院寄予了種種意圖。從誕生初期，國家大劇院就帶有既可以變成「國民劇院」又可以變成「國家劇院」的雙面性。

日本的國立劇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戰爭時期打壓和利用言論的記憶尚未淡化之際，深知歐洲曾經經歷過的、國家與藝術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國家大劇院試錯過程的表演家們始終提心吊膽的背景下誕生的。

文化政策的當下位置

將視線轉回現代，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前，多個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福利國家體制終結，行政和公共機構都被植入了追求新自由主義式「效率化」的視角。文化政策也逐漸變得不得不需要明確展示值得投入公共資金的，在實際利益層面的意義。

直到上世紀90年代以前，西方的文化政策超越作為其核心的藝術和文化本身的振興，與經濟效應、城市發展、旅遊、福利、多元文化共生等方面相結合，作為綜合有利於民眾生活和城市建設的「藥方」，透過多方面宣傳其社會意義，勉強維持和保障了資金來源。

在這個過程中，文化成為了一種可以被貼在任何大義名分上的「萬能膏藥」。然而，從正面向社會闡釋藝術和文化本身價值的工作，以及強調追求卓越性、專業性的姿態逐漸被政策拋在了後面。因為這樣具有被視為遠離普羅大眾的精英主義態度之嫌。

而在日本，表演、藝能都很貼近大眾，觀眾和民間業者多年來熱情地支撐起了藝術的傳承。儘管這是一個優點，但相較於總是必須按照公共預算規模比例向社會說明意義的歐洲，文化行政和公共文化機構的理論武裝就顯得很脆弱，很不成熟。

不久之後，西歐文化政策面臨的存在意義的重新思考和相應的政策風向也流入了處於這種狀況的日本。日本表演家的藝術水準高超，也一直擁有優秀高品味的觀眾。儘管如此，在需要一定政策的「制度化」——確立作為專業團體工作場所的公共劇場制度、找到其社會意義的依據、對作為從業人士的表演家的職能的尊重和鑒於工作方式特殊性的收入結構的穩定產業化，等等——這些方面，依然停留在相對脆弱的狀態。應該和國立劇場同時「翻新重建」的政策課題堆積如山。日本的文化政策目前就處於這種當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