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更加完整的责任评估

基于和平主义式解释的这种道义主义式处理方式必然会招来批判，美国国内的批判声音尤为突出。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们来说，奥巴马总统的演讲回避了关于责任的问题。如果战争是人类潜在残暴性催生的单纯产物，那么实际发动战争的人将负有怎样的法律和道义责任呢？战后开设的战犯法庭正是以这种针对责任的思维方式作为前提的。但是，有一些人尤其是日本的保守派指责这些审判完全是“战胜国的正义”，而大多数美国国民都支持战争审判的判决。

“广岛的象征意义超过了核武器的影响”，当年的美军俘虏莱斯特・坦尼在给5月11日的华尔街日报的投稿文章中这样说道，“那是大日本帝国发动的极度残酷的战争的结局，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普通民众比战斗人员还要多”。

现已年逾九旬的坦尼先生是要求日本承认曾强征劳工在九州的矿山劳动这一事实并作出赔偿的原战俘团体的领袖。长崎被原子弹轰炸时，他身处距离爆炸中心仅数英里的地方，却一直坚称是原子弹救了自己的命。

坦尼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奥巴马总统希望通过访问广岛强调核武器的危险性。” “但是，那并非唯一的教训。不能只是在夸张的演讲中提及老兵们在太平洋战争中完成的任务，还必须铭记于心。如果不能以完整的形式留住太平洋战争的历史，那么总统的访问就会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作秀。如果不讲述亚洲太平洋战争及所有因这场战争而死去的人们的故事，那么就不存在也不能讲述广岛的故事。”

当然，美国保守派对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及其演讲发出的批判最为激烈。保守杂志《National Review》的记者迪比特・弗伦茨就“道德等价性与伤感的言行”对总统进行了抨击。同时，他认为“原谅日本战争责任的做法是无法接受的”，写道：“不，总统先生。看到蘑菇云，我们想起的是大日本帝国的令人恐怖的邪恶，以及与之相对的美国人民的智慧和决心。是这样的智慧和决心打败了在全世界进行最大规模屠杀行动的军队。”

许多人觉得奥巴马总统实质上是为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进行了道歉，弗伦茨正是其中之一。投下原子弹加快了战争的结束，挽救了那些可能会因为美军登陆日本本土而丢掉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性命，这是投下原子弹的正当理由，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明确支持这个理由。在美国，国民和历史学家，甚至包括总统本人都广泛接受了这种论点，但奥巴马总统似乎对日本有所顾忌，在广岛的演讲中避免了重申这一主张。

美国一些左派人士也反对总统访问广岛。他们眼中的问题并非和平主义式的见解，而是总统伪善的立场。赞成裁军派指出，奥巴马总统一方面宣称反对核武器，而另一方面其政权却在为扩大核武计划拨出预算。

另外，也有人认为，访问广岛产生的真正效果将是安倍晋三首相领导的保守政权得到强化，他们将在美国的推动下否定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

美国作家德鲁・理查德给纽约时报投稿称，“日本拥有与奥巴马总统的重视亚洲政策相抵触的和平宪法，他在这样一个国家呼吁裁军，实际上就冒着给安倍首相言论中潜藏的危险思想提供信用支持的风险。换言之，他为‘日本要维持现今爱好和平国家的形象，其最佳手段就是恢复在国际社会中的军事作用’这样一种思维提供了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