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勋，一种非正式外交的交流

透过这次政权交替，一般认为比起“日华”路线，将更偏重“日台”关系的民进党政权于焉诞生。而即使与日本发生领土问题或史观问题，民进党也很可能会以“不像国民党那样掀起轩然大波”这样的潜规则，来协调对日关系，而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希望日本在政策方面对台湾施予小惠的考虑。然而，因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日本无法充分满足台湾方面的期待，这或会令台湾方面失意，感受到某种困惑和沮丧。犹记得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就曾有过这类不满。

不过，现今的日本政府与当年已是状况大异，多了好几种对台湾表达善意的方法，手中的牌也增加了几张。其中，授勋予台湾相关人士或许就是个好例子，这在笔者近期出版的拙著《何谓台湾》（筑摩新书）中，也多有说明。自从1972年断交以来，日本几乎没有授勋给来自台湾的人士，而对中国方面的授勋，则数见不鲜。很明显，这个差距肇因于是否有邦交存在。

一直到2005年春天，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前台湾日文教育委员会暨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蔡茂丰，长年推动日文教育的努力获得肯定，获赠“旭日中绶章”；同年秋天，台日经济贸易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李上甲，也同样获赠“旭日中绶章”。其后，授勋者持续增加，其中的知名人士，有在2012年获颁“旭日重光章”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集团前董事长辜濂松和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而2015年秋天获得“旭日重光章”的彭荣次，则是在幕后安排李登辉访日的人物；知名的亲日派财经界人士，奇美企业的许文龙也获得了“旭日中绶章”。

另一方面，在2015年获得“旭日重光章”的江丙坤，作为马英九政府的对中国窗口，置身于磋商改善中台关系的第一线；而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前驻日代表许水德，则获颁“旭日大绶章”，这是历来的台湾受勋者中等级最高的。除上述受勋者外，在司马辽太郎《台湾纪行》或小林善纪《台湾论》里，以“老台北”之姿登场的蔡焜灿，也在2014年获得了“旭日双光章”。

由此可以明白，日本政府意图性地以超越台湾内部政治立场的形式，授勋予对日台交流有贡献的人物，借此达到长期强化日台关系的目的。在日本不能与台湾有正式“外交”的情况下，授勋可以说是“非外交”领域中为数不多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