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日語教師生活
1944年10月，獲釋後的陳濤，重新開始在北平開展地下活動。日本戰敗後，他逃至解放區，1948年，參加華北人民政府。1949年建國後，陳濤歷任商業部、對外貿易部的部長，後來擔任高級商業幹部學校委員。然而，他的黨內生活卻是幾經周折。1950年6月，陳濤雖恢復黨籍，但是卻在1952年開始的三反運動(*2)中，因為華北人民政府時代的活動問題而被剝奪了黨籍。
1954年，北京對外貿易學院建校後，陳濤負責該校的日語教育。從1956年起，陳濤開始忘我地從事《日漢辭典》的編撰工作。1941年，他與張京先再婚。張京先的媽媽是日本人，她本人於1938年畢業於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張京先也在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教授日語，後來轉職到北京大學，長期從事日語教育工作。
大致從《日漢辭典》刊行前後，圍繞核開發技術問題，中蘇關係開始惡化。進入1960年代，來中國的蘇聯技術專家和教育學者回國後，日語替代了俄語，專攻日語的學生增加了。當時，日語教育是為了向日本人傳授毛澤東思想。對於當時這種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做法，陳濤等人持批判態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有日本留學史的中國知識份子幾乎都受到了紅衛兵的嚴厲批判。陳濤曾說「紅衛兵比日本的憲兵性質更惡劣」。73歲時，陳濤從被下放的河南省回到北京，1982年，恢復黨籍。
1981年，時隔55年實現訪日的陳濤最想見的就是下中彌三郎和高津正道。高津參加了1921年4月24日日本共產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立（事實上相當於日本共產黨創立），在離開共產黨之後也堅守著左派立場。戰後，他作為日本社會黨的眾議員參加了中日、日蘇建交國民會議。1930年代，高津曾經靠編撰平凡社的《大百科事典》勉強糊口度日，與下中彌三郎交往頗深。此外，高津的長女就職于平凡社，大女婿從事中日貿易工作。
2021年，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都將迎來建黨100週年。日本共產黨官方認為，其建黨紀念日是1922年7月15日。然而，這只是德田球一1932年在獄中進行法庭抗爭時創造的一個建黨紀念「神話」而已。德田在戰後擔任日本共產黨首任總書記。對於高津這些社會黨左派人士而言，日本共產黨是他們的思想原點。在中日共產黨歷經磨難的一百年裡，不受兩黨官方見解束縛的各類人士相互影響，結下了難得的情誼。
標題圖片：在位於東京湯島的麟祥院，豎立著死於關東大地震（1923年）的中國留學生的紀念碑。明治時期1905年至1908年左右，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人數最多，據說約有一萬人。辛亥革命成功後，留日「熱潮」漸衰，但1923年時仍有約2000名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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