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僅是其本人的「責任」

鈴木教授說，一些「逃避遣返者」是合法入境並居留在日本的外國人，但由於日本社會的接納制度不完善而失去了居留身份。

「例如，被置於剝削環境中的技能實習生因無法忍受而成為逾期居留者。與其說是其本人的責任，不如說是接納制度和惡劣的工作環境所導致的問題。」

沒有提供適當的環境，在發生問題時也就只歸咎於個人。由於缺乏適當的接納環境，一些日裔兒童和青少年被置於困境之中。「現在，地方社區、學校和文部科學省正在為有外國血統的兒童提供包括日語教育在內的各種支援。然而，當新移民兒童的數量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增加時，無論是學校還是當地社區，都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來接納具有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兒童。在某些情況下，經歷過霸淩並在成長過程中被剝奪了學習機會的年輕人，在試圖在日本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時捲入了犯罪。即使他們入獄贖罪，也會被遣返出境，因為違反刑事法律和法規的行為是遣返出境的理由。一些年輕人即使在日本長大，也會被遣返出境。他們受到了雙重懲罰，既要贖罪，又要離境，這難道有必要嗎？」

2019年4月的入管法「改正案」創設了「特定技能」的居留資格，為外籍勞工們打開了前門。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完善包括日語教育和學習在內的接納外國人的準備工作，以及如何改善技能培訓體系並將其融入特定技能體系。現在，對於那些因疫情而被解雇或停止續約的技能實習生，是允許他們改變職業和延長居留時間的。

另一方面，那些因故無法回國而被置於拘留或假釋這種不穩定「臨時狀態」的人們，如今處境更加艱難了，因為他們的支援者也因疫情影響而面臨著經濟困難。

「對於很多人來說，沒有合法身份滯留在日本的外國人的困境可能是『別人的問題』，但作為共同生活在這個社會的人，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地關注他們。也希望大家仔細聆聽那些即使被命令出國，也不能回國的人的苦衷。他們不能回國不僅是他們自己的錯，也是這個社會的錯，因為這個社會沒有通過前門接納必要的外籍勞工，日本社會也不願意承認那些有受迫害之虞的人是難民。」

標題圖片：2015年，在東京街頭為獲得居留權而抗議遊行的難民申請者們，2015年9月9日（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