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智慧”源泉的日本

蒋介石入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战炮兵第19连队时 照片提供：国史馆（台湾）

明治时期日本有选择地从欧美吸收的知识，通过书籍、留日学生等，也介绍到中国。并不是没有从西方直接传到中国的“近代智慧”，但通过日本传入的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源于中国的古籍、作为西方语言的译词而重新出现的“革命”、“社会”、“经济”等日语词汇，至今仍在中国使用。不过留学生对“日本本身”怀有怎样的感受，是另外的问题。他们大概面对只有在中国古籍中才看得到的日语词汇，油生怀旧之情；对诸如生食鸡蛋、在浴池中将裸体暴露于他人面前等异国文化，抱有忌避之念吧。

清朝在20世纪初期决定采用立宪君主制，在制定制度之际，参考了日本的天皇制。1908年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参照《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皇帝的权限。另外，留学生们还在日本吸收了共和制、社会主义思想等诸多政治思想。

从日本带去的不仅仅是政治和思想。每天都有数十名军事留学生来日，在陆军和海军中学习。无论是发动辛亥革命的新军，还是遭到镇压的清政府军，两军都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蒋介石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也在新潟县高田的第13师团，是在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紧急回国，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的。日本起到了向中国提供作为近代国家的、或者说是近代社会 “智慧”的作用，其中也包含了革命思想以及围绕改革的思想。

作为“革命摇篮”的日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众多由清朝等亚洲各地逃亡而来的革命者聚集到日本。在中国，反抗清朝统治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们，虽然也可以逃进租界或租借地，但清政府可能会要求引渡或派出刺客，因此他们飘洋过海隐藏到日本等异国他乡。特别是长崎，起到了上海的内客厅作用。两个城市间不仅有客轮通航，交通方便，而且铺设有海底电缆，可以迅速得到来自中国的信息情报。同时，流亡者们在日本开展了有组织的宣传和筹资活动。日本政府虽然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并留下了大量的纪录，但很少对他们进行逮捕、拘留和引渡。

宫崎滔天 （照片提供：国立国会图书馆）

孙文也不例外。和蒋介石、周恩来等日本留学者不同，孙文不是来日留学的。而使孙文一举名扬天下的，是流亡英国时遭清朝驻英使馆抓捕囚禁事件。九州的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以《幽囚记》为题，用连载形式刊登了宫崎滔天翻译的孙文本人用英语记述的《伦敦蒙难记》，从此孙文的名字在日本和东亚开始渐为人知。其后又通过宫崎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及其章士钊的中文编译本《孙逸仙》，进一步使孙文名扬东亚。此外，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通过《民报》等展开宣传活动，以日本为据点的活动、源于日本的信息，在孙文的革命活动中极其重要。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由于袁世凯对国会的压制，特别是国民党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的暗杀引发了二次革命，结果遭到袁世凯的镇压，孙文败走日本，并在此后的数年中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孙文与宋庆龄再婚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近邻，物价便宜、信息丰富，而且有众多的华侨和留学生，因此成了中国的革命党人再好不过的避难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