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制度

结语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在文部科学省审定阶段重视的是手续上的透明性，在地方选定采用阶段重视的是居民意愿的反映。总之，它规定了透明而具有分散性的决定程序，由此成为符合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宪法的一项教育制度。

不过，这种制度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化的直接产物。(*6)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针对文部省（当时）实施的教科书审定工作，以家永三郎教授为代表的教科书撰稿人与出版工作者，以及初中、高中教师们展开了激烈的抗议活动。他们坚持认为文部省的审定属于宪法禁止的审查行为，曾先后三次向法院提出诉讼。起初，他们大体上都以败诉告终，但在上世纪90年代却获得了实质上的胜诉。法院虽然认为文部省的审定本身符合宪法，但判决文部省提出的各项修改要求是恣意且非法的，此后，文部科学省便遵照这一判决，开始自我控制审定过程中提出修改要求的行为。

上述情况的背后存在着两个变化。第一，是日本社会开始将自由民主主义视为不言而喻的价值。战后，尽管文部省内也有一些信奉大日本帝国时代的价值观、意欲抵制民主化的人物存在，但这些人上了年纪后相继退休，而接受了战后民主教育的人们逐渐成为了领导。在法官队伍中，新老更替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另一点，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各邻国对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的批判。当时的各届内阁力求在成为经济大国后进一步跃升为政治大国，因此极其重视与各邻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出于对邻国要求的考虑，修改了“教科书检定基准”，加入了之前提到的邻国条目。

实现教科书审定的透明化、控制恣意干预行为的做法，从结果来看，起到了抑制采纳各邻国要求的作用。最初，韩国和中国估计日本政府可以像采取国定制的本国政府一样，对教科书的内容会出面干预。它们认为，如果向日本的外务省施加压力，外务省再将压力转加到文部省身上，或许就能借助审定制度迫使教科书出版社和撰稿人采用它们国家的历史解释。然而，这与当时日本政府的自由化意愿相悖，而且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一旦认可了通过审定对教科书进行大幅干预，那就不如说是赋予了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团体一种强制力量，令他们可以将过去保持了相对自由开放的历史教科书内容转变为国家主义性质，这有可能带来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运动、2011年围绕教科书的激烈争论以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都真切地反映了这种暗藏的危险性的存在。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的教科书审定过程中全新的自由主义式的运用法，最终顶住了这种剧烈的政治动荡，证明了自身的坚定性。在如今的日本，恐怕那些企图大幅度改变这种制度和常规的运动，不会有得势的可能吧。

不过，现在针对历史教育的内容，来自学术界和教育界要求反省的呼声却日益高涨。反省的问题包括：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发展的当今世界，割裂日本史与外国史的做法是否妥当？历史教育只要求学生记住枯燥无味的知识是否妥当？等等。10年一次的“学习指导要领”修订期总归会来临，人们期待着这种意见届时能够得到反映。(*7)